聊着聊着，我突然直截了当地问：“十八号晚上你去长信大厦了么？”

杜阳肯定是一直在等着我问这个，但仍旧显得有些惊慌。

“十八号那天你应该去给长信大厦的一个客户洗车吧？知道那客户是谁么？”

杜阳依然沉默，只点了点头。

“车你没洗，忙活什么去了？”

我盯着他滚动的喉结，留意他全身肌肉的变化。

“杜阳，你是左撇子，对吧？据说左撇子都聪明。想来你肯定知道，撂了事儿就大发了。可你以为死扛就能无罪啦？”我随手翻阅着桌上的案卷，“山东即墨人？古来山东出好汉啊！隋唐有秦琼，北宋有武松，个顶个都是纯爷们儿，怎么偏偏出了你这么个软蛋啊？”

两腿分开，脚尖来回变换方向——他在抵触我的说法儿。

“什么叫爷们儿？凭本事吃饭！你有能耐就干出个名堂来。最不济，随你是偷是抢，捞足了票子，天底下的女人随你挑。您倒好，没本事挣钱，裤裆里还不安分……亏了咱人民警察仁义，一抓着你就安排你在这儿接受讯问。要把你扔进看守所，你丫现在连半条命都剩不下！就你这种畜生，跟过街老鼠一样，甭管是好人坏人，见一次抽一次！”

杜阳开始揉脖子了，这是在通过抚摸颈动脉来缓解紧张情绪。

“我说哥们儿，你丫除了长了俩蛋以外，跟娘们儿有什么区别啊？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小子有种做，没种扛。知道为什么女人都瞧不上你么？不是因为你下面的家伙儿短，不是因为你那弓着的虾米背，不是因为你满口泛着臭味儿的黄牙，也不是因为你穿了一身地摊上扫来的假名牌儿……”

夹腿、缩肩、舔嘴唇——揭着短儿的效果比较直观。

“是因为你没种……”

他的呼吸逐渐急促、紊乱。

“因为你只是个长错了生殖器的女人，连做过的事都不敢认。我赵馨诚审过那么多人，没见过你这么废物的！别说男的，换个泼妇来都比你强！”声调降了两度，这似乎是我撒谎的习惯，“我告诉你，杜阳，你什么都不用说，我也不想听。有指纹，有dna比对结果，有目击证人……证据很充分，定你的案没问题。本来是想给你次机会，让你丫到头来能做个磊落点儿的汉子，爷们儿一回。看来，你不配。”

说到这儿，我开始故作姿态地合卷、掐烟、收拾桌子——只不过速度放得很慢。

“哦对了，一会儿去了‘号’里，多加个小心。”我突发奇想，轻描淡写地多忽悠了他一把，“知道‘号’里都怎么对付你这种人么？‘学习号’会指挥‘二板儿’、‘三板儿’的人把你按住，扒了你的裤子，在你丫的‘老二’上缠线，一圈接一圈地缠，紧绷绷的。然后，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开始弹你的‘老二’。那玩意儿里面有个海绵体，一受刺激就充血……所以左弹弹右弹弹，就硬了，直了，立了。”我一副享受着意淫的表情，“这时候，‘学习号’会亲自动手，揪着线头，使劲一拽那根线——我靠！连皮带肉……爽歪了！”

随着我那眉飞色舞地“一拽”，杜阳本就不甚坚固的心理防卫机制，瞬间崩溃。

“大哥，我说，我都说……

“我……我本没想……可是她……她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可中间，我进去的时候，她里面干，却抱怨我短……

“我一着急上火，就浑干了。她那会儿没哭没闹，我以为没什么事呢……可、可……

“她又嫌钱少，明明事先说好的……

“我把身上的钱都给她了，她还是不答应……她……”

我听了前两句就预感不对劲儿，这是长信大厦那个案子么？

杜阳终于抬起头来，脸上挂满了湿漉漉、黏糊糊的各色分泌物：“她说要去报警，我就知道她……她……大哥，我这是第一次，求你帮帮我！我真的是第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大哥……”

四目相对，我立时感到万分沮丧。

“你慢慢说。小翟，给他做笔录。”我垂头丧气地推开桌子，起身向外走。

雪晶正好推门进来，拉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道：“诚，dna比对结果送过来了……”

“我知道。”自嘲堆积出的表情尴尬无比，“不是他。”

第三天头上，整个东部地区队都在绝望地奔波。现场还原基本上已成泡影，走访、摸排之类的徒劳举措也只是为大家保留了些许理论上的希望——当我拿到九九年案发地区两个建筑工地的花名册时，五百多个陌生的名字直接抹煞了所有自欺欺人的幻想。

这是个死案。

长信大厦奸杀案抓错了人，同时也失去了方向；而这个案子干脆连方向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晚上怎么去向老白汇报。

瓶颈时刻，杨延鹏的电话来了。

这小子知道我不待见他，电话里惜字如金：“查完了，给你送哪儿去？”

半小时后，举着厚厚一打儿调查材料，我真想当街亲那个姓杨的王八蛋一口。也许是因为彬拜托的他，杨延鹏一丝不苟地查清了所有的背景情况，加上我已经掌握到的信息，一幅缜密的比对图浮现在脑海中。彬那个“不确定的方向”，现在成了我，甚至是白寅尚大人唯一的救命稻草。

上车后我又不放心地问了句：“这个手机号，能确定么？”

“信息来源是可靠的，能不能打得通就看你运气了。”杨延鹏显然没想到我对他的态度会这么友好，言语间颇有些无措，“新西兰和咱们有四个小时时差，现在那边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你要打就赶紧的，别忘了加拨区号00649。”

我拿出刚在报亭买的17910长途电话卡，一边往手机里充值一边继续问：“你查出来的这些，彬看过了么？”

“我跟韩哥汇报了，他说直接给你就好。”

“他怎么说这个？”我拨通电话，晃晃手里的材料。

“他说，你看了自然就能明白。”

电话通了，我忙竖起食指放在唇边。

“hello？”

“哈罗，郝建波先生吧？”

“呃，您是……”

“北京海淀公安局刑侦支队，我姓赵。几天前，我们在板井路发现了你妻子……就是法院在○五年十二月宣告死亡的，你前妻王纤萍的遗体。”

“她……怎么会……”

“郝先生。九九年十二月五号那天，你去车站没接到你爱人。她是在从车站到家的路上被害的……时间紧迫，别的我不多问了，我们现在知道罪犯应当是沿途的北安造纸厂某职工。这个厂子经过改制，现在叫北安福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换了无数茬儿，排查起来很困难。所以……”

死活都是它，闯一道吧：“麻烦你告诉我，谁干的？”

电话那边，鸦雀无声。

我从沉默中分辨出，还真是瞎猫撞到死耗子了。

“我要那个罪犯的名字！给我名字！郝建波，我向你女儿保证过会把凶手缉拿归案，把名字告诉我！给你女儿一个交代，给你死去的老婆一个交代，也给你自己一个交代！我知道你看见凶手了！”

长久的沉默后，电话被挂断了。

我只觉得血往上冲，下了车走来走去，不知该如何发泄。杨延鹏在一旁看着我来回转磨，说道：“我认识一些奥克兰的同行，可以试试联系他们去捏这个郝建波……当然，过程不保证合法，而且费用……”

少整这不着边际的给老子瞎添乱！我把电话打回支队：“能找新西兰大使馆……奥克兰大使馆协助咱们么？”

小姜估计是莫名其妙了一会儿：“您怎么查案都查到国外去了？”

老白的回复更直接：“我是让你去找杀王纤萍的凶手，不是让你把一起区内命案变成外交事务！能破最好，尽人事，听天命吧。”

打发走杨延鹏，我命令各组探员都去集中寻找北安造纸厂当年的员工。曹伐来找我汇报情况时问：“我说赵队，你就那么确定是在这个范围里？”

我正火大，懒得答理他。

拿到手的资料显示：郝建波自一九九年底到二○○六年初，先后更换了三处居所：二○○一年搬到五道口，二○○四年搬到方庄，二○○五年搬到高碑店——全是自费租住，而且离自己的工作单位越来越远。凑巧的是，北安造纸厂在二○○一年初因修路搬迁至五道口，二○○四年改制后转至方庄，同年因经营状况不佳辞退了许多员工。

由此，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也就是彬那个“不确定的方向”：郝一直在盯着凶手。

九九年十二月五号那天，郝很可能在追赶妻子的路上，看到了王纤萍遇害的一幕。事后，作为一个熟知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官，郝在悲痛之余意识到：王纤萍的死，会连累孩子——一旦失去财产继承权，他根本无力支付郝萌的心脏移植手术费，所以，他隐瞒了妻子的死亡，暂时放过了凶手，但他一定是看到了凶手的模样，至少，他知道凶手就是北安造纸厂的职工，于是他数年来频繁更换住所，一路尾随凶手——凶手应该就在○四年北安造纸厂辞退的那批人当中，并且是在○五年到高碑店地区工作的人。

电话里郝建波的反应，证实了我的推断。

现在该怎么办？

再打给郝建波，已经无人接听。就凭手上这么点儿人，在今晚之前要想完成排查，难比登天。我正要举起手机考虑是不是今晚打爆郝的电话，就收到了一条内容简短的繁体中文信息：

“北京洛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苏震。”

名字不陌生，我在北安造纸厂的职工名单上见过。

我一指曹伐：“集合东部队，跟我走！”

虽然我反复叮嘱：我们只是找苏震了解一些情况，怕他有思想负担，所以务必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随便编个理由把他带到经理办公室就好。车间主任出门的时候还是一脸狐疑。无所谓，陆续赶来的增援已经封锁了工厂所有的出入口，我只是不想为抓个把人闹出太大动静而已。

过了不到五分钟，在门口望风的曹伐回头朝我递了个眼色，跟张祺分别闪身至门的两侧。

我示意值班经理在办公桌后坐好，转身垂首背朝着门口。

随着推门的声音响起，身后突然一阵骚动：倒地声、搏斗声、惊呼声、手铐摩擦的金属声……“警察！别动！”

天道酬勤。我看了看表，掏出电话通知领导：“头儿，抓到嫌疑人，是原来北安造纸厂的职工。”

回过身，我拍拍值班经理的肩膀，同时挥手让目瞪口呆的车间主任离开。走上近前，曹伐他们把按在地上铐好的嫌疑人拽了起来：“叫什么名字？”

老白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是他干的？”

苏震四十开外，身材短粗，有点儿谢顶，一张脸上不是疙瘩就是坑，绝对属于月球表面——只不过现在惨白得失去了本色，看上去更像是大雪封山后的月球表面。

我盯着他发直的双目和颤抖的身躯，只一眼，便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别给他时间在路上编瞎话。”把苏震押上警车，我叫来曹伐，“我先打个电话，你和张祺去车上把这孙子的口供拿下来。带家伙了么？带了就扔驾驶室里，省得让人说咱们刑讯。拿上笔录纸和印油，把车门和窗户都关上，让群众看见影响不好。”

曹伐有点儿含糊：“可……要是他死扛呢？”

我一边拨号一边不耐烦地骂道：“要你干吗吃的？干不了滚蛋！老白催咱们归队呢。我打完电话之前把口供拿下来，这案子我给你报头功；拿不下来，您请另谋高就，我这队不收废物！”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伐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只能骂骂咧咧地摘了手表，猫腰钻进车里。老警怂都这德行，不拿鞭子抽不卖命。

“彬，跟家吃饭呐？”

“还没。这回又是什么事？”

听他那戒备的口气，我笑出了声：“正好，多撑会儿。晚点儿我过去请你们小两口吃大餐。”

彬哼笑了一声：“赵警官无事献殷勤，恐非奸即盗吧。”

“瞧你这刻薄劲儿……我是聊表谢意。案子破了。”

“郝建波看见了？”

“对。嫌疑人的名字就是他提供的。北安造纸厂，苏震。人刚抓。”

“是他？”

“是。”

“认了么？”

“分分钟的事儿。”

“真运气。恭喜了。”

我承认，是挺运气：“少来这虚的！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让姓杨的去查那些情况？你肯定是早看出问题了。你这家伙太不仗义了！跟我还打埋伏，当时怎么不告诉我……”

“瞧瞧这谢意表的。这饭啊，还是省了吧。”

“这两码事儿，你别打岔。”身后有动静，我警觉地回头看了看，是警车在来回晃动。周围负责看守的一个探员贴着车窗看了看，冲我挥手示意一切正常。

“从尸坑的遗骸照片来看，尸体被掩埋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双手交叉置于胸前——这是个刻意摆放过的、很安详的姿势，充分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

“这个……我靠，我怎么就……”

“周所长还说过，最后一次问话的时候，郝建波号啕大哭。”

“你觉得不正常？”

“失踪人的家属通常会本能地回避失踪人可能遇害之类的想法。如果郝建波哭得那么真切，不由得令人生疑。”

“可仅凭这两点，就怀疑他知道王纤萍被杀，甚至是见到过凶手，太牵强了吧？”

“岂止是牵强。我也不相信郝建波杀人，毕竟动机和时机都有问题，但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暂时掩盖爱人死亡的真相。除非王纤萍是死于意外，否则郝建波就有可能见到过凶手。”说到这里，彬还不忘打趣道，“另外，建议今后找律师对你们进行简单的民事法律基础培训。”

“哈！那我明白了。不过你以后别卖这关子，害我白搭了两天的工夫，折寿啊！”

“我告诉过你，这是不确定的方向。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拿给你，是误导侦查。你的方式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案件年代久远，证据缺失严重，所以才貌似碌碌无为。我让小杨去瞎扑腾，完全是撞大运，这种旁门左道永远无法代替正规的侦查手段。”

“甭谦虚啦，大哥，反正兄弟我是一揖谢地。晚上等着我啊！”

“馨诚，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个开始。”

“我知道，后面的事我再想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

“还有，你可以留意一下：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正在这时，车门开了。我草草挂断电话，迎着曹伐走上去：“怎么样？”

曹伐没好气地撇着嘴，把几张纸甩给我：“撂了。”

我瞟了眼车里，苏震的脸仿佛又变成了雨后的月球表面，蜷缩在后座上直喘粗气。

“是他？”

“就是丫的。”

3

不知道彬的晚饭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因为我失约了。

抓到苏震，确实只能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找到充分的证据为他定案公诉，是我们面临的又一座喜马拉雅。

回到支队，老白在肯定了我的成绩同时，尖锐地提出了证据问题：“仅凭口供可定不了他，现在连刑拘证都开不出来。刑事传唤的时限只有十二小时，凌晨六点前找到证据去定他，否则就得放人。”

法医队报告：除头骨创伤痕迹与嫌疑人供述吻合外，无其他证据。

东部地区队报告：经走访，未找到目击证人；北安造纸厂原职工未提供有用线索。

西部地区队报告：走访当地居民，未找到目击证人。

曙光派出所所长周若鸿报告：九九年郝报失踪案后，未在现场找到血迹、凶器或嫌疑人足迹，无目击记录。

曹伐和张祺从现场电话报告：苏震虽对九九年十二月五日晚尾随王纤萍意图不轨，两人撕打中致王倒地，后脑撞击石块死亡一事供认不讳。但由于时隔多年，且板井路一带地形环境变化较大，其已无法指认第一现场。

直到凌晨一点多，除了苏震的口供外，我们没找到任何证据。

我拨通了郝建波的电话——这是仅剩的办法了。

出乎意料地，郝接听了电话。尽管已是奥克兰时间凌晨五点多，郝的声音听上去依然很警醒。

“抓到苏震了，他也承认了，但证据不足，定不了他。”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悲切的叹息。

“我们需要你的证词，希望你能当面指认他。”

郝在那边欷歔良久，却泄气般地小声答复道：“对不起……”

我诧异了半晌，强压怒火，耐着性子做他的思想工作：“郝建波，我知道你有顾虑，苏震已经撂了，他推倒王纤萍时恰好被你撞上，虽说视线不好，他也认出你就是平时接送王的丈夫，于是立刻逃离了现场……是你掩埋的尸体。

“你的行为……不好定义……但我相信你当时是迫于无奈。我可以用人格，甚至是用我的身家性命向你担保，只要你配合指认工作，我会想办法让你毫发无损地离开。

“你只需要指认，我们甚至可以把嫌疑人押到机场，你下飞机指认，扭头就可以上飞机走人……

“求求你，拜托了……”

……

“对不起。”

电话被挂断了。

我愣住，再拨过去，关机。

“咔啦”一声，我把手机扔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看看表，还有最后四小时。

开车走出一段距离，我才想起忘了从手机残骸里把电话卡拣出来，于是又掉头回去。就因为这来回一折腾，等我抵达板井路西的世纪城社区时，已是凌晨三时许。

我围着远大园、观山园、春荫园、翠叠园、时雨园、垂虹园、清波园、晴雪园等一干社区转了个遛够，终于在春荫园小区门口看到了我要找的那辆正在趴活儿的红色别克车。

就他了。

车里的人见一辆警车横在面前，先是一惊，随即看到是我，立刻开门下车，呈上一脸的讨好与不安。

“回去坐着。”我绷着脸一摆手，绕过车头，拉车门坐在了副驾上。

“哎，赵哥，您怎么来了？您瞧，您也不事先说一声，兄弟我好给您捎两条烟过来……”说着，一支“中南海”递到了我嘴边。

我没接，自己掏出烟叼在嘴里，车里一股皮革与不洗澡发酵出的馊味，实在是让人窒息。“虎子，我赵馨诚什么时候拿过你一针一线啊？少跟我这儿套磁！”

“瞧您说的，咱不是哥们儿么？”虎子应变得很快，抬手帮我点上烟，“赵哥，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带手机了么？”

“带了。”他忙不迭地掏出个黑色的电话，一看就是老旧的山寨货，“您随便使。”

这会儿顾不上挑食，我掏出钱包：“把卡卸了，我买你电话。多少钱？”

“嘿！您这可是瞧不起咱兄弟。我能要您钱么？咱这电话破，您急着用就拿走，过两天我再给您送个新的去……”

我掏出两百块钱丢给他：“多了少了都是它了，快把卡拆了！”

“好、好……”虎子看我面色不对，没敢再执拗。

“最近这边怎么样？太平么？”

“您放心，绝没给您添麻烦。弟兄们现在也讲究阳光服务，乘客只要上了车，保证是来有铃声，走有问候，价格合理，童叟无欺。这不……”说着，他从手抠里掏出一打纸，“乘客要发票咱都有，而且这几个小区用车、包车的都是老客户。只要是我的人，乘客提出意见，我亲自摁着人去当面道歉，车款损失包退包赔……”

“可我听说……”我在车门上摸索着窗户的升降开关，“上个月好像这片儿出了起黑车打乘客的事。”

“我知道那事。”虎子无辜的表情怎么看都不像是蹲过七年大牢的地痞，“那拨儿人不是咱四季青这边的弟兄，一群远郊区县跑来抢生意的农民，车破人脏，最你妈不守江湖规矩！不过，上个月被曙派的周所长带人给一锅端啦……”

“金源酒店门口老丢自行车，有你小子的份儿吧？”

“赵哥，您这话说的……咱是那人么？拉活儿也就是个营生，咱最多违法，绝不犯罪……”他眼珠忽然骨碌碌地转了两圈，恍然大悟般谄媚地笑道，“这又是何必呢？您高抬贵手，有事吩咐就直说，包在兄弟我身上！”

我斜着眼睨了他一阵：“你那些小兄弟，有户口在这片儿的么？”

“哦……有啊。”

“给我找俩来，二十八岁以上，没前科的，必须绝对可靠。”

“没问题，让他们干啥？”

我冷冷地把他瞪了回去。

“好好，那……什么时候需要他们？”

“现在。”

“啊？”虎子明显有些始料不及，“可……这大半夜的……”

“一小时内把人带来，我在车上等你。”我掐灭烟，开门下车后，又躬身低头穿过车窗，丢下一句，“你该知道我姓赵的是什么人，上道一点儿。”

拿着案卷冲进白局办公室的时候，离羁押时限还剩不到一刻钟。

“你小子哪儿找证据去了？”老白坐在办公桌后，眼皮都没抬，“咱们可不能超期羁押，没证据现在就放人。”

“取到了。”我低下头，把案卷递了上去。

不晓得能不能混过这关。

领导一边批改着手里的报表，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案卷。手机响了，领导皱着眉接通电话，听了两句，叹气道：“这都什么点儿了你们还卖房子？不需要不需要……”我心中正暗自庆幸有人打岔，不料他突然一抬眼，两道寒光穿过老花镜直抵我的面门：“两份目击证言？什么情况！隔这么久还被你挖出来了……九九年那会儿周若鸿吃屎去啦？证人哪儿来的！”

我胸膛挺得老高，装出一脸得意：“不是，我在四季青那边掌握着一批‘特情’，消息散出去之后有反馈……”这话倒不假，用的确实是“特情”。

老白摘下眼镜，用手搓揉着右眼，左眼目不转睛地死盯着我。最后，他看了看手表，长出了口气，合上卷：“把牢么？”

我压低声音，坚定地答道：“把牢。证人底子干净，而且随时可以出庭。”

“我没问你这个。”在老白凝重的目光中，房间的灯光似乎暗了下来，“我是问你：苏震是凶手这事，把牢么？”

他看破了。

“拿脑袋担保，绝错不了。”

“小月河死了个孩子，航天桥发现个拾荒的无名尸，青龙桥出现连环飞抢的团伙……事还多着呢。”老白戴上眼镜，把案卷扔了回来，“赶紧把卷送了，让预审忙活去吧。”

翌日中午，我去人民大学找彬，希望能请小两口共进午餐，以弥补爽约之过。结果由于抵达的时间已过十二点，进门就见四菜一汤，生生把请客变成了蹭吃蹭喝。

席间，彬和依晨讨论着年后去西北旅行的计划，并盛情邀请我和雪晶加入。我心烦意乱，想提案子的事又不敢提——彬太敏锐，我又摸不清他的立场，不确定是否应当有所保留。

“对了，我现在手上有个小月河的命案，你看……”我有点儿没话找话，说到半截又忙收了口——被害人是个少女，依晨就坐在旁边，说出来不大合适。

彬一反常态，停箸问道：“小月河？你们上次开布控的地方？”

“差不离儿，是知春路东侧的那条，东西走向的河道。”

他的左眼皮似乎跳了一下：“命案？”

居然会连续追问，今儿个刮的是哪阵风啊？“对，被害人是……”我谨慎地选择措辞，“一个初中的女学生。”

“哦。”他用指关节揉了揉鼻翼——彬患有轻度鼻炎，偶尔需要抑制打喷嚏的症状。

我一看机不可失，忙试探地问他：“回头帮我参谋参谋？”

“嗯。”

难得痛快。没等我开口道谢把事定死，雪晶的电话打进来了：

“吃饭了么？”

“在彬这里，正吃呢。”

“你跟韩哥说苏震那个案子了没？”

“怎么了？”我心里一紧，继而发现彬有意无意地在看我。

“没怎么。吃完饭来趟北院，我找你有事。”

因为开的不是公车，所以我把车停在了北院东侧的停车场。走到大门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杨延鹏的破车就停在路边。绕到车头一瞧，雪晶就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正和那小子有说有笑。

我感觉无数血脉争先恐后地冲击着大脑。

雪晶看到我之后倒是大大方方下了车，杨的神色有些尴尬，只探出头冲我打了个招呼。

她上前把几页纸塞到我手上，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呀！奸情被你发现啦！”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低头一看，立时定在了原地——那是苏震案卷里的两份证人证言。

雪晶轻轻地搭上我的手：“诚，你在干什么？”

在自己妻子面前撒谎的难度系数太高，我索性阴着脸反问她：“干什么？拆你老公的台？”

“看你问的是哪件事了。”她另一只手也挽上我的胳膊，“如果问杨子为什么在这儿——那是因为他今天办事路过这里，找我查个诈骗案子的案号；如果问我还给你的是什么——那是伪证。诚，这案子还没往法制处报，赶紧把证撤了，回头办个退卷。”

头越来越沉，我垂首喘了两口气，与其说是接受了现实，不如说是转移了话题：“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早就说过，因为我是你老婆啊。”雪晶似乎如释重负，笑得更放松了，“公正不公正的放一边，只是为了给嫌疑人定罪，值得这么做么？杨子也觉得你这样太冒险……”

“唉，我也是……”我努力绽放出不好意思的微笑，“老婆，那证据清单……”

“啊？”

“证据清单上可还标着这两份证呢，那个你没撤出来？”

“呀！我忘了！”她抓着我的手紧了紧，“我现在就去撤出来，走！”

我故意做出沮丧和埋怨的样子：“嘿，让我跟你一起进预审调卷，没搞错吧？”

雪晶一掩口：“哦对，我又忘了……避嫌避嫌……那我去拿，你等等啊。”

就这？要说她能识破我做的“证据”，打死我也不信。

目送着妻子进了北院，我迅速把两份证词叠好收进裤兜，抽出甩棍，径直走向杨延鹏的车。那小子吓得脸色煞白，手忙脚乱地摇上车窗，似乎想拧钥匙开车，还没等发动机点上火，我这一棍子落下，反光镜先飞了出去。

拉了下车门，锁着呢。我抬腿照车窗就是一脚，贴了膜的玻璃裂得像蜘蛛网一样，没碎；再一脚，整块都塌了下去了。杨延鹏鼠蹿到副驾，开门想往外跑，我绕过车头蹬住车门别他，一棍子冲他脑袋抽了过去……

我当时真是血顶天门，这一棍子险些要了他的命。

算他反应快，也该着我犯不下这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重罪。“当啷”一声，甩棍被磕飞出去，排挡锁和一副眼镜掉在地上。紧接着，满头是血的杨延鹏举着右手两根扭曲角度十分夸张的手指，哀号起来。我松开顶着车门的脚，拽着头发把他扔了出来，一手掐住他喉结，脚下一个别子把他仰面兜翻在地，照着肚子就是一通猛踢。

门口值勤的武警双手端枪，惊疑不定地看着我。我回报以一个近乎狰狞的笑容：“人民警察上班干活儿的时候缚手缚脚，一脱制服都这样。没办法，压力大啊……”

老白进屋的时候怒不可遏，我还没从凳子上站起来就挨了当胸一脚——我戴着背铐，腾不出手，结果连人带椅子被踹了个底朝天。

“你个兔崽子，没王法啦！”领导似乎刚意识到雪晶在场，不方便继续揍我，于是拉开嗓门咆哮起来，“海淀分局就你能！见一个打一个，在北院门口当街动手，杂种操的眼里没谁了吧？你他妈想当亡命之徒是吧？分局庙小供不下你，老子也丢不起这人！滚蛋！”

雪晶把我扶起来。心中虽然不忿，但我没还口。

预审的廖处曾经是老白的手下，在一旁赶忙扮和事佬：“把小赵的铐子摘了吧，有白哥在这儿，他不敢造次……你个臭小子，过去拉你的都是自己弟兄，你倒好，整个一六亲不认，打伤我半打儿人。幸亏被打的事主是小潘的同学，居然说是自己磕伤的……啧啧，没你媳妇儿的面子兜着，你脱光了都没用，直接收监羁押啦！我说白哥，带他回去好好管教，这手好拳脚，瞎折腾可糟践了……对了，医药费一个子儿不能少……”

我一声不吭地低头伏罪，雪晶可怜巴巴地一个劲儿求情，加上廖处一坨稀泥似的和来和去，老白仿佛戴上拳套却找不到对手，气得直发怔。他气喘如牛地瞪了我足有五分钟，情绪似乎缓和了一些：“去医院赔礼道歉，把所有人的医药费都出了……”

这是必须的。然后呢？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还是……

“共事一场，我给你留个面子，明天上午把辞职报告交来，下午跟刘强办理案件交接，收拾东西走人。”

老白居然如此决绝，我和雪晶全吓傻了，哆嗦着连句话都说不出来。廖处刚要劝，白局义正言辞地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别以为事主不告你就没事了。一个刑警在光天化日之下目无法纪，围观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你败坏的，是所有警察的名声！你是抓过贼，立过功，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是吧？可你想过没有，破案拿人是你的本分，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你小子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话到末尾，他的声音突然变得越来越低。我身上冷汗涔涔，正六神无主，直到雪晶悄悄捅了我一下，才注意到门口一个渊渟岳峙的身影。

来人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彬的父亲、我的干爹、白局的老大哥——韩松阁教授。

4

听完我荒腔走板的“解释”与“道歉”后，杨延鹏从病床上缓缓地坐起来：“找你老婆聊个天，不至于要掉脑袋吧？你不过是借机泄火，凑巧倒霉的是我。”

我部分同意他的结论。

“你要是为了女人动手，简单，我以后离你老婆远点儿就是。”他伸手艰难地从床头柜上去够一个橘子，“要是因为我对你办的案子指指点点，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你该找韩哥和郝建波去算。”

我有点儿莫名其妙，回手拿起那个水果，在手里掂来掂去：“怎么讲？”

杨延鹏缩着手，就像个被抢了零食的孩子：“韩哥让我扣下了部分资料，说是怕干扰你办案……今年三月初，瑞士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出一件价值六百万欧元的古董花瓶，委托拍卖的斯多莱经纪公司在扣除佣金后，将剩下的四百多万全部电汇到一个新西兰的账户上，开户人叫特瑞德·辛纳。两个月后，这个辛纳结婚了，对方是二十六岁的日裔女子。”

我看着手里的橘子：“不会说是……”

“你拿到的那个手机号，就是特瑞德·辛纳的。”

“他哪来的这件古董？”

“不清楚，但不难解释。”

不错，所有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想来，郝大概是在继承到的那套房子里发现了王家的古董，甚至不止一件。一夜暴富终于彻底改变了压抑多年的他，完成了给孩子移植心脏的夙愿后，他选择了新的环境、新的婚姻、新的生活……他放过了自己曾追踪多年的凶手，同时，永远地把自己的发妻遗忘在那个阴暗、潮湿、肮脏的土坑里。

我不声不响地剥开橘子，塞给他。

“天底下的事，不可能都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你在侦审方面也算是人老精，马老滑。你要说苏震是凶手，应该八九不离十。但万一……我是说万一，也许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万一凶手不是他，你怎么办？”

我冷哼一声：“好办，我赔他条命。”

“你赔不起。”不知道是橘子酸还是他嘴里有伤，杨延鹏吃东西的表情有些痛苦，“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不该做超出自己本分的事。”

“我的本分是抓贼。让一个杀人犯大摇大摆地走出看守所才是失职。”

“听起来还真有那么点儿嫉恶如仇的味道……”他把剩下的几瓣放在床头，捂着腮帮子，含混不清地说道，“我在国安局那会儿，有个案子——涉密，就不跟你讲细节了——嫌疑人其实就是‘他’，我知道，错不了。虽然缺少证据，但我‘努力’让‘他’服法了。两年多以后，正主儿落网……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冤案。他被关押了两年，期间，母亲病故，老婆带孩子跑了。那时的我跟你一样，过于依赖经验，相信直觉，结果呢？脱衣服、赔钱、伪证咎责……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抵偿他蒙受冤狱的损失。”

同病相怜的感觉很不好，我摇摇头：“你是想说，这就是我的前车之鉴？那看来我得感谢你坏了我的事，既没让苏震蒙受‘不白之冤’，又挽救了走在枉法不归路上的我，对吧，杨大善人？”

杨延鹏诧异地皱着眉头，哑然失笑：“原来你一直以为是我给雪晶划的道……她跟我聊的时候就说证据有问题了。我想，如果不是她嫁了你以后智商飞跃，就是背后另有高人。你还真谢不着我。”

开车下了四环路，我终于开口道：“我还一直没跟你道谢呢。”

彬抽着烟，望向窗外：“谢我什么？”

“没你家老爷子出马，我恐怕已经下岗了。”我随意地敲打着方向盘，“他老人家能及时现身，恐怕不单是我运气好吧？”

“你女人给我打的电话，要谢回家谢老婆去。”彬不领情，“这事没必要谢我。”

伯父讲情，虽说勉强保住了我的饭碗，但从正队长一抹到底、全局通报批评、停职检查……我在寻觅“证据”的伊始，做梦也不曾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能把老白放出来的话生生撅回去，老爷子能量真大。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代价的吧？我不想给咱爹添太大麻烦。”

彬没说话，嘴角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容。

几个案子的结果都不理想，老白的位子还这么稳。干爹付出的“代价”，也许有着某种层面上的“等价交换”。谁知道呢

“政治部换了新领导，据说是打算跟老白抢刑侦一把手，你猜是谁？”我故意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希望能从彬口中得到证实。

他厌烦地摊了下手，一副“关我鸟事”的样子。

“曙光派出所所长周若鸿，没想到吧？”我靠路边把车停进车位，“走，陪我上去见郝萌一面。”

彬显然不大情愿：“你就因为这个案子闯的祸，检点为上。”

“苏震放了，郝建波也杳无音信。我答应过郝萌的事……最后好歹堂堂正正给个交代。”我扶了下彬的肩膀，“你不想看我有始无终吧？”

见到郝萌我才发觉：能拿出来说的，确实不多。

我“取证”一节自然是不能提的，郝建波的现状更不能透露，牵连到破案过程的都得隐去；能讲的，也就是公安机关神通广大，最终将真凶缉拿归案，但苦于缺乏证据，只得放人结案。

不巧的是，老两口刚好都不在家。

当我鼓足勇气向郝萌说出这个无奈的结果后，面对她梨花带雨的小脸，我竟然连句“对不起”都无力再说出口。

就像杨延鹏说的那样——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再一次，我本能地想去求助彬，这才发现，他又在盯着郝萌。

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彬也用同样的目光盯着这孩子。

郝萌被彬看来看去，似乎有些不自然，哭声低了下来。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彬的方向，却无法摆脱坐立不安的较劲姿态。

大概是感到了我的沉默，彬扭过头望向我。他的瞳孔中仿佛还残留着郝萌抽泣的影像，却尽是笼罩在一片居高临下的冷漠，以及——分明是，一种兴趣？

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残忍。

再去看那片泪眼婆娑，只一瞬，隐隐传出不和谐的气息。

不知是什么时候，郝萌已止住哭声，慢慢地抬起头，却不敢抬眼。泪痕在面颊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轨迹，把她本就不甚娇好的相貌，勾勒出一个成熟的轮廓——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狡黠与世故。

与此同时，彬垂首莞尔。无数若隐若现的疑问仿佛暗香疏影，静悄悄地弥漫在房间里。我豁然惊觉，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所谓的“不可能”，就是根据郝萌的证言，郝建波当晚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掘坑埋尸。

除非……一如周若鸿般老练的警察，却取证失手——也就是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郝建波并没有回家。

我愕然，无言地望向那张充满稚气，却又在七年前击败了所有探员的面孔。

生存的本能，也许无关年龄。但那一年，郝萌才几岁？

相比较，我苦心诣造的伪证，真是小巫见大。

彬早已了然于胸，却只是旁观不语。我绝望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孩子，举着装满人性碎片的万花筒，慵倦地冷眼下瞰，反复把玩各种简单变幻的丑陋图案。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