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指控是，卡塞瑟违反了sec规则——禁止任何人使用尚未公开披露的投标报价的信息，这一规则仅限于投标报价方面内幕交易的景况，刑期10年，再加上前一项指控，总刑期为20年。

在为期六天的审判中，陪审团陷入了僵局。2003年10月2日第二次庭审结束时，陪审团表决判卡塞瑟有罪。卡塞瑟不服判决，他提交了一份议案到上诉法庭。法官斯维在他的议案中指出：卡塞瑟并不知晓公司是在投标标价的情况下兼并，他不认为卡塞瑟的行为是犯罪。而且卡塞瑟已经在民事诉讼中受到严厉的责罚，不该再受刑事审判，遂推翻了判决。

主审法官推翻陪审团的裁决是难得一见的情况，因为控方并没有证据表明卡塞瑟犯了罪。斯维法官还批评政府，试图把证券法转换成“交易，后果自负”的制度。结果，政府还是挑战来斯维法官的决定，把卡塞瑟送进了监狱。

从这起案件，回头再看中国企业集体遭遇sec的诉讼，我们不得不在心中画一个问号，中国企业真的都欺诈投资者了吗？

安然破产，催生《萨班斯法案》

安然的突然倒塌，还要追溯到安然盛衰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资本逐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贪婪和疯狂的弱点——做假账欺骗投资人。这就迫使华盛顿不得不启动政治机制，制定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维护会计制度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安然为何又要做假账呢？这就要从天然气的特殊性谈起了。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本来是开采石油时不想要的副产品。多年后，人们最终了解到天然气的用途和优点，便开始建设管道把天然气通向城市，用作住宅、工业照明和取暖等用途。在竞争激烈的天然气市场，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经济单位：供应商、客户和管道公司。而天然气供应的波动，是建立在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上，这种天然气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供应商和客户造成困扰。提供天然气的供应商担心他们决定投资勘探天然气的投入，可能会遇到市场价格低迷，这会导致投资亏损。

这就导致天然气商人带着长期合同介入了，同时也导致政府试图控制价格，以消除不确定性的市场价格波动，因此对天然气行业的监管异常严格。但是价格管制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市场短缺。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一个行业的参与者通常是不会觉察供应短缺问题的，对管道公司来说，特别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只要他们有充裕的天然气供应，服务于客户就一定能盈利。

于是管道公司便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供应商以指定价格卖给他们所有天然气，管道公司必须最大限度购买天然气。这些以指定价格购买任何数量天然气的长期合约，被称为“照付不议合同”。

当80年代市场对天然气需求下降时，管道公司发现没有客户订购天然气了，使管道公司面临照付不议合同的金融困境。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政府开始放松对该行业的管制。

安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ceo出面兼并休斯顿天然气和internorth。肯尼斯莱率先开启了电力市场的销售价格。不久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放开天然气销售，由此产生的结果，使安然能以更高的价格在市场交易，从而提高公司的收入。为此，当地政府和生产商谴责其所产生的价格波动，高呼并推动加强法律监管。于是安然带领相关企业，到国会进行大力游说，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1992年在北美地区，安然一跃成为最大的天然气销售商，其天然气合同交易税前盈利为122亿美元，是公司第二大纯收入来源。这时安然奉行多元化战略，加紧进一步扩张的步伐，同时拥有并经营包括天然气管道、电厂、纸浆和造纸厂、自来水厂等，业务拓展至全球范围。

安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政府对天然气行业的放松管制，同时在扩张收购公司的过程中，企业也收购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者。而市场的投机交易者实际上是高赌注的赌徒。在金融投机失手后，安然不再真正赚取利润。没有了利润来源，取而代之的就是真正的亏损。

然而，亏损是可以有多种方法去加以掩盖的，其中最有效地掩盖营运亏损的方法，是按市值计价会计。这是斯基林坐上ceo的宝座后，一直刻意坚持的方法之一。

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参与市场证券的买卖，使用按市值计价会计的形式是合法的。但是对于从事建设项目的公司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会计方法。

例如，假设一个公司决定建立一个电力公司，该工厂将持续50年，预计会带来每年100万美元的净现金流。如果该工厂耗资400万美元工程款，净收益就是590（990—400）万美元。安然电厂就是完全按市值计价会计的方法，在公司尚未赚到一分钱的情况下，就已经显示590万美元的收入了。

请注意，上述的例子是预计电厂有望获得每年100万美元。如果预期没有实现呢？假设工厂在50年中出现了意外事件，导致寄予的厚望将减少到每年只有80万美元的净现金流。按市值计价会计的方法，一旦公司已经入账590万美元的收益，就很难得到任何人的同意，将预期收益的变化亏损反映到账面上。

资产负债表外融资，又是安然另一种会计作假的方法。安然有许多海外资产包括管道公司和电厂，其财务状况并不像公司预期的那么闪亮。于是安然在1997年成立了白翼公司。创立白翼的目的是为了以高出市场的价格，从安然买走表现不佳的资产，即隐藏失败的投资项目，所以白翼注定是要亏损的。

举例来说。假设安然投资8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小型发电厂，预计项目价值为1000万美元，帐面利润是200万美元。当电厂无法达到预期，市场价值仅为700万美元。安然就应该取消200万美元的利润，在账面上记下100万美元的亏损。但是安然没有这么做，却把电厂以1000万美元出售给白翼，使账面保持200万美元利润。而白翼这一方呢，根据与安然的协议将电厂以700万美元售出，并获得安然价值300万美元的股票。但是在安然的账上是不会出现300万美元亏损的，取而代之的是100万美元投资亏损，以及200万美元利润，一笔巨额亏损被巧妙的隐藏了起来。

安然就是如此这般利用会计漏洞，使股东损失近110亿美元，股价从2000年中期每股90美元跌至2001年11月底还不到1美元。2001年12月2日，安然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资产价值634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公司（2001年之前），也是审计的最大失败。

随着安然撞向海底冰山下沉后，sec立刻介入进行了严密的调查，负责审计安然的安德森会计事务所非但不配合，而且还立刻指示雇员把有关安然的所有文件资料放进碎纸机，全部毁掉了。2002年5月6日，sec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程序，向德克萨斯州南区的美国地区法院起诉安德森。

起诉书被送到联邦检察官切尔托夫的手中，6月15日陪审团认定安德森有罪。由于联邦法规不允许定罪犯重罪的审计上市公司，安德森公司于8月31日交出执照，结束了在美国的业务。

2000年至2002年间美国接连曝露出安然、世通和泰科等一系列大企业的欺诈行为，使成百上千的投资人损失数万亿美元，市场信心遭受重挫。2002年美国参议员银行委员会在6个星期内举行了10次听证会，对存在的严重问题达成共识：

包括会计师和审计师的独立性缺乏监督、企业监管程序极其软弱、股票分析师利益冲突、企业披露信息透明度不够充分、以及sec的资金严重不足……针对所面临的问题，国会制定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关键的条款涉及了：第302条“信息披露和控制”中，规定了一套内部程序设计，以确保准确披露财务信息，签字的人员必须证明他们是“负责建立和维护内部控制，以确保本公司及其综合附属公司有关的重大信息……”

《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加强了问责制，更独立、准确地加快申报可靠的财务报表及审计，自施行之日起，帮助美国民众恢复了对市场的信任。

跨国金融监管的漏洞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地狱空了，所有的魔鬼都在这儿了。”

过去的七年里，美国政府在打击海外行贿的案件中，对100起案件进行了起诉，罚款总额超过10亿美元。最引人发省的案件有两起，其一是针对哈里伯顿的子公司前ceo斯丹利判有期徒刑7年；另一起是对德国巨头西门子公司高达8亿美元的罚款。

美国司法检察官门德尔松由此感叹：“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行贿，很难看到一线光明。”门德尔松的感慨或许有些夸张，不过当了解了案件背后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那种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后，大概就能理解门德尔松的感叹了。

kbr公司，是美国一家集工程、建筑和私人军事承包于一身的大公司，曾经是哈里伯顿公司的子公司，总部设在休斯敦市中心的kbr大楼。该公司在阿灵顿、伯明翰、纽沃克和英国的莱瑟亥德都拥有大型的办公室，是美国最大的非工会建筑公司。

早在大萧条时期，包括二次大战期间，以及越南战争和“对伊拉克自由行动”中，kbr就收到很多美方的合同，与美国政界、军界的关系可谓渊源流长。比如在大萧条期间，当年的br（kbr前身）承包了一个大型项目，在德克萨斯科罗拉多河修建大坝。为了得到由联邦支付的援助费，公司把游说的目标锁定在当地的国会议员约翰逊身上。

约翰逊所得到的回报是当他于1937年首次竞选国会议员时，将会得到来自kbr的竞选资金，将来自于brown＆root。在得到联邦政府其他非常有利可图的建设项目后，brown＆root捧给约翰逊大量现金，作为他1941年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款项，随后把大笔的政治捐款打入公司的支出费用中加以抵税，被国税局（irs）查获。当国税局准备刑事指控brown＆root和约翰逊从事非法捐款参与竞选的勾当时，罗斯福总统出面了，他让国税局以罚款的形式，与被指控的当事者庭外和解。

比如2002年，kbr从国务院获得价值1亿美元的合同，在阿富汗喀布尔建造新的美国大使馆。从1995到2002年，哈利伯顿kbr公司获得至少25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在秘密地点建造军事基地，并负责军队后勤的公务员增强计划，服务范围包括洗衣、膳食、娱乐（互联网、有线接入、篮球场和健身器材）等事物。再比如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五角大楼（归国防部管辖，当时的国防部长是迪克切尼）支付br服务费850万美元，用于私人军队和美军士兵在战区的研究。

如果说副总统切尼涉及利益输送还尚未触及法律的话，那么kbr的前任ceo斯丹利则跨越了警戒线，因违反美国反海外法（fcpa），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判7年监禁，并要求归还1080万美元非法所得，外加100多万罚款，刑满释放后还将面临3年的缓刑，每个月支付1000美元赔偿金。

sec在起诉书中称，kbr与其合资公司从1994年初开始，决定向尼日利亚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60亿美元的工程合同。于是斯丹利带领公司高层，至少四次会见了尼日利亚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代表，安排交付贿款。为了掩饰非法付款被曝光，kbr与属下的二个代理公司签订假合同，一个总部设在英国，另一个总部在日本。

而要商议具体如何进行贿赂的方案时，kbr与其合资公司成立了一个“文化委员会”。委员会决定，使用在英国的代理公司给级别最高的尼日利亚官员支付贿款，级别较低的尼日利亚官员则由日本代理公司支付。

于是kbr便通过瑞士和摩纳哥的银行账户，支付给英国和日本的代理公司假工程款，总金额超过18亿美元。英国和日本代理公司收到钱后，再把钱汇入由尼日利亚政府官员控制的银行账户。从2002年起，单单向尼日利亚政党就支付现金500万美元。

sec除了起诉kbr，还起诉kbr的母公司哈里伯顿，指控其未能维持和加强公司的内部监控。哈利伯顿的失职，可以从其支付给属下代理的虚假信息账目中得到证实。

对此，kbr和哈里伯顿公司同意交回177亿美元的非法所得，请求与sec庭外和解；kbr并且同意支付402亿美元的罚款，请美国司法部撤销刑事指控。这是自“反海外法”生效以来，制裁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政府也启动了反调查，指控了一些kbr和哈里伯顿公司的高管，包括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宁。无奈之下，哈里伯顿公司在2010年12月同意支付3500万美元，请求尼日利亚政府撤销指控。

sec的主席玛丽沙皮诺在记者会上称：“任何公司，旨在把贪婪凌驾于法律之上、企图以非法手段赢得业务，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跨越国界进行侦查，并严厉惩罚这些非法行为。”她指出，目前sec在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政府的协助下，对非法行为的调查还在继续，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便是一例。

黑金交易的罪与罚

希腊，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了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成了国际媒体的常客。不过，雅典市的交通灯却终于被固定了下来，没有因为临时的解决方案而凑合着指点交通。

为什么要提及交通灯呢？因为2010年11月11日，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因贿赂希腊官员获取合同，被希腊政府指控，并处以5亿欧元（65亿美元）罚款。因此，西门子在雅典市中心关闭35盏交通灯，以示抗议。

西门子的声誉，经此事件被抹上了污点，可说是希腊战后史上最大宗的公司丑闻。据称西门子将数百万欧元通过瑞士银行，被秘密汇入希腊两大党的高级政客的账户里，使希腊付出接近20亿欧元的经济成本。其中，西门子公司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论起西门子在希腊做生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7年公司成立的那年起，当时的西门子率先在希腊建造了第一条国际电报线路。20世纪20年代，希腊电话有限公司的董事佛皮尔提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西门子，这独特的地位使西门子轻易赢得电话公司的合同。

1926年西门子在希腊安装了第一条电话网络，并赢得安装电话交换及无线电设备的合同。根据《希腊现代百科全书（1830—2010年）》的记载，佛皮尔提斯获得合同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按照合同的金额，支付3%到5%的费用给希腊的政客和政府官员。

在纳粹占领时期，佛皮尔提斯把希腊所有的生意全部承包给德国企业，包括希腊无线电管理局。当纳粹投降后，佛皮尔提斯和西门子移居德国。

20世纪50年代，佛皮尔提斯回到了希腊，他代表西门子公司，与当时的希腊经济协调部长麦肯兹达成协议，竞标到希腊全国各地电话、无线电现代化升级换代和铁路工程的合同。1954年4月3日东窗事发，麦肯兹辞去部长的职务。几个月后，德国政府迫使希腊政府要么信守合约，要么失去德国的经济援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佛皮尔提斯指控公共工程部长卡拉曼利斯和副部长帕帕康斯坦丁努向西门子索贿。这两位政治人物反过来又攻击和指责佛皮尔提斯，指他要求100万美元的技术顾问费，结果以诽谤罪被判18个月监禁。转眼到了1956年，卡拉曼利斯成为了希腊总理，他授予西门子公司无需投标获得合同的权利，成为希腊国家电信设备最大的供应商。

在之后的50年中，西门子公司从希腊各部委、政府机构、铁道、文化部和电信局，获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合同。例如，1997年12月与希腊铁道部签署了7项合同，总金额705亿马克（397亿美元）；1999年与希腊国防部签署爱马仕电信计划，金额为3亿欧元（39亿美元），贿赂希腊国防部长等军队高官的“黑金”，高达1000万欧元。

也许最有争议的工程合同是西门子与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325亿美元承包2004年奥运会的安全系统——包括指挥、控制、协调、沟通，及整合系统，简称缩写为c4i。

2005年4月下旬，希腊当局开始调查c4i的贿赂情况。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司法部也开始调查西门子的贿赂案，慕尼黑检察官办公室密切与之合作，他们在阿根廷、孟加拉、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广泛调查西门子的业务。最终得出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11年为止，西门子为获得伊拉克政府的联合国石油-粮食计划、委内瑞拉的通勤铁路项目、孟加拉国的网络移动电话、以色列的电厂和俄罗斯的交通控制系统等合同，不惜巨额贿赂上述各国的高层官员。

对此，美国助理总检察长弗里德希在记者会上称，西门子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贿赂的黑金随着业务的推广也遍布各国高层，金额高达136亿美元，简直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西门子的首席执行官冯皮尔，也没有躲过美国当局的穷追猛打。

多年来，这位一度被大家尊称为西门子先生的公司领头羊，2006年第一次曝露在丑闻的聚光灯下。美国人感兴趣的，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法将大把“黑金”神秘地输送到对方的帐号上，而“西门子先生”却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

冯皮尔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的案子就此了结了。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检察官，以管理职责疏忽和行为不端起诉冯皮尔，并处以罚款500万欧元的惩罚，对其他高管分别罚款1450万欧元，对西门子公司则罚款8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罚款纪录。

人们不禁要问，仅靠罚款能杜绝贿赂的犯法行为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斯佩克特，在华盛顿召开的关于犯罪和毒品的听证会上，严厉抨击华尔街赌徒式的交易行为和西门子输送“黑金”的行径。他认为尽管西门子被罚8亿美元，但其公司在2008年仍然盈利25亿美元，仅仅罚款是不够的，作为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监禁犯法之人以示威摄。

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政府，被西门子捏住了软肋，同意撤销指控，双方在2012年4月初签署了一项和解协议，并获得希腊议会的批准。根据协议条款，西门子必须支付17亿欧元给希腊政府，2012年还必须在希腊投资1亿欧元；另外还必须考虑投资6000万欧元开设一家工厂，至少雇用700名员工。作为回报，希腊决定把扩展雅典地铁和修理交通灯的合同交给西门子。

由此可见，一旦“与魔鬼握手”，就很难再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