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的效果达到了。此后，g5的部长们宣布：他们的意图主要为非美元货币兑美元的有序升值。外汇交易员们立刻心领神会，他们决定沿着最小的阻力继续抛售美元。一个星期之内，美元相比日元进一步贬值了12%，兑马克贬值了8%，并持续下降了好几个月，远远超出了g5部长们的预期。

到了1987年，美元兑马克失去了38%的价值，与日元相比更失去了42%的价值。弱势美元在东京引起了新的担忧，美元贬值太厉害了，使日本出口受到了影响。在利雅得，美元下跌导致沙特阿拉伯政府非常焦虑，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的持有人更是如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不得不向他们保证，美元并没有陷入危机。于是g5需要另一个协议和决定：是时候支撑美元了！

这一次g5部长们在巴黎举行了会议，他们精心策划了《1987卢浮宫协议》，再次介入支撑美元的价值。此后美元的价值持续波动了好几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美元消亡的报告，被大大夸大了。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失控，导致公众对美联储失去信任，以及外汇交易员致使美元的价值大幅贬值，最终也没有真正威胁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央行储备主要货币的角色。这事实上也教训了许多经济学家，证明他们认为美元的宝座将被取代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他们明白了，美元汇率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美元的弱势。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了，美国在冷战中无可争议地战胜了苏联。更广义地说，是资本经济模式的胜利。东德人跨越边境惊叹西德的财富，各种食物和用具——西德纯粹的消费观。两年后的圣诞节，苏联也正式瓦解，美国声称赢得了冷战的战利品。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希望的核裁军以及“苏东坡”将参与到自由世界的全球经济之中，那么他们就必将选择自由世界的货币——美元。

在这个新的美元化的世界，国际贸易和资本投资蓬勃发展前所未有，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期。1980年，世界经济总量维持在109万亿美元，第一次超过10万亿美元大关。10年后全球的生产总值翻了一倍，至217万亿美元，到了2004年再次增加到409万亿美元。

促成这一突发经济活动的因素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壁垒的突破，比如本世纪上半叶，关税减缓了跨境贸易，随后逐步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后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谈判，而互联网和其他电信，则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地的信息流通。这意味着生产者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可以更好地针对当地人的口味和需求进行生产。消费者也可使用互联网，以更低的价格和更快的速度从世界各地订货。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华尔街进一步发展了期货市场，尤其是衍生产品允许企业提前一年时间锁定一种大宗商品（比如钢铁或石油等）的固定价格。这使企业能够制定计划，放心投资未来，即使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未来几个月大幅飙升，他们已经利用这些金融工具保护了自己——被锁定在一定的价格内。

回顾20世纪初，通常被称为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其标志是广泛接受以黄金作为担保的英镑，这给世界各国的人们加强了信心，并保证他们每笔生意的付款会兑现。这一全球化的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摇摇欲坠，最终崩溃于大萧条。

二战后，美元代替了英镑，在国际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得益于美元摆脱金本位制，全球经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随着国际贸易活动日益增加，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美国似乎可以开动印钞机，任意印刷美元。

同时，美国通过（以极低的利率）出售国债，可以有恃无恐地从海外借更多的钱。2014年6月30日，美国国债已超过176万亿美元，其中47%的债权人为外国投资人，而最大的债权国要数中国和日本，总计超过11万亿美元。根据美国中情局的资料显示，美国国债占gdp比率全球第26高。2011年8月5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

美国天文数字的巨额国债，在20世纪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外国人可以随时要求用美元兑换黄金，显然，全世界的黄金加起来都没那么多！

而现在，美国可以说是债多不愁！巴菲特对此就曾公开发表言论：让我们的孙辈去还债吧！

金本位的解体给世界带来的空间

在20世纪90年代，美元在世界各地的使用范围很广泛，简直比黄金还值钱（所以有段日子索性叫美元），世界各国必须把美元当成主要外汇储备。此时华盛顿越来越依赖于国外借款，以此来保持或增加其开支，同时还主动削减税收，指望外国人来弥补预算缺口。而美国消费者则依靠从削减的税收得来的充裕现金，以及信用卡借款，贪婪地成为外国商品的大买家。

在过去30年，似乎只有美国人大手大脚地在消费，甚至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依然毫无顾忌地疯狂购物，经济学家称美国是消费者最后的胜地，是美国在独自支撑全球经济的繁荣与昌盛。美联储中央银行（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对世界经济福祉的地位，突然地成为传统，被延续了下来。

于是，这个世界反倒好像亏欠美国似的，以感恩的心情任其狂热消费外国商品。但是投资者和各国政府都担心，美国外债和贸易逆差已达到从未有过的历史水平，举债消费的做法将断送美国经济。许多经济学家也担忧，除非债务的笼头被勒住，否则最终将削弱对美元的信心，并可能颠覆世界经济。

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属于世界的美元化现象，在厄瓜多尔可略见一斑。在基多这个令人眩晕的城市，每当下午6点夕阳西下时，位于赤道以南海拔9300英尺的几英里外，是太阳接近地球腰线的地方，但对于基多的百姓而言，阳光似乎透着令人沮丧的景象。

基多是厄瓜多尔的首都，厄瓜多尔在南美属于穷国，人口约为1300万，按美国政府的估计却有将近70%的人都陷入贫困的状态，暴力犯罪在首都司空见惯。

旅游指南上明确提示游客，夜间行走哪怕仅隔两个街口，也必须提高警惕。而猖獗的现象也是美洲之冠，学龄孩子罕见接受高中教育。

厄瓜多尔在政治领域的耻辱，也是无可比拟的，10年中总统走马观花似的换了八位，其中三人要么流亡海外，其他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厄瓜多尔酗酒猖獗，每个酒吧、餐厅和商店，在选举投票前48小时，都禁止销售酒精饮品，担心人们借酒撒疯。

2000年的某一天，赋予这个时代的伟大金融实验开始上演了。尽管贫民（对破碎的政治制度）为此发出了挑衅的呐喊，却不得不迎接新的曙光——厄瓜多尔放弃了自己的货币苏克雷，把美元当作国家的新货币。而南美洲以外的国家似乎无人关注。

厄瓜多尔主动使用美元，成了货币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反观整个殖民时期，殖民者强迫殖民国家使用母国货币的现象，倒是俯首皆是。英镑以及荷兰的吉尔德就不用多说了，西非国家利比里亚，曾经由美国黑人移民后裔统治一百多年，于1847年启用美元作为货币，此后便一直沿用美元，直到20世纪中叶，才重新发行自己的货币。

今天，已有数十个国家的日常交易使用美元，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货币，都紧盯美元汇率，如港币，多年来一直和美元保持着776的汇率。几年前，阿根廷比索还以一比一的比例盯紧美元。而一个世纪前，当美国修筑渠道开通巴拿马运河时，巴拿马还把美元作为官方货币。

但是，厄瓜多尔的决定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无条件的完全放弃本国货币，选择使用美元这算哪门子事，难道要卖国？

部分观察家认为，厄瓜多尔的大胆举动，是因为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

由于厄瓜多尔的20年扶贫政策、自然灾害和1995年与秘鲁不稳定的边境战争，以及长期以来主要的出口商品价格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到了1999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苏克雷兑美元的价值贬值了400%，因此导致金融危机，致使许多大银行倒闭关门，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厄瓜多尔的债务违约阻碍了政府的借钱能力，有的省份甚至发出要求独立的声音。

对于国家经济如此的惨况，厄瓜多尔经济学家马可纳兰霍奇里沃加认为：“美元化是20年危机的结果，他们别无办法。”因此，几乎没有经过内部讨论，也没有“山姆大叔”的批准，厄瓜多尔决定使用美元。

于是就病人一样，厄瓜多尔的经济只能慢慢注入“药剂”，才能慢慢康复。

从苏克雷到美元的痛苦转变过程中，厄瓜多尔在2000年的通胀率上升了近一倍，失业率飙升至17%，犯罪现象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大约每13人中（约100万厄瓜多尔人）就有1人逃亡国外。

尽管如此，然而经过一年的美元化，厄瓜多尔经济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改变。

1999年经济还萎缩了73%，但到了2000年便开始微升23%，2001年比前一年增长了近两倍。更令人鼓舞的是，通货膨胀的祸害迅速消失。稳定的美元使本地公司再次寻求正常的商业计划，并坚信货币损失不会压倒未来的利润，美元开始吸引外资回到厄瓜多尔。

于是厄瓜多尔银行又重新放贷了，企业可以用借贷来发展业务，家庭也可以用借贷来获取更多的财富：日本和欧洲制造汽车奔驰在基多街头，一座座新建筑点缀着城市的景观，中产阶层普遍洋溢着幸福感。

这一明显的变化，邻国注意到了。厄瓜多尔的邻居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也开始美元化，促使居民拥有美元银行账户，以及用美元支付薪水合法化。2001年哥斯达黎加央行总裁爱德华利萨诺坚称：既成事实的美元化现象，当时是政治禁忌的话题，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美元化了！

由此可见，虽然美元金本位制解体了，但美元的影响依然强大无比！

外汇市场的交易机会

外汇兑换交易市场，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不过，外汇市场却是诸多交易市场中最晚形成的，因为整个19和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主要货币均以黄金为基准，而不是彼此直接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

尤其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比率，确立了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外汇市场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有主要货币都盯住美元汇率，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改变，也必须经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的批准。直到1971年总统尼克松否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使美元脱离金本位，释放了其他货币更自由地对美元进行交易。

到了1973年，一个初期的外汇市场才逐渐发展起来，使一种货币的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被确定，目的是为了对冲外币风险，不过外汇市场仍然很小，积极参与的主要是国际跨国银行，及以出口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比如福特汽车和通用电气公司等。

此外，外汇交易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是不同的。

比如当投资者购买股票或债券时，他或她便拥有了标的资产和未来的收入。

通常来说，如果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在许多情况下，将获得股息收入。而如果投资债券，他或她便是债权人（公司或政府发行的债券）将收到定期利息。

但是外汇交易商就不一样了，他们通常不拥有资产，而只是在投机下赌注：

赌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即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就是通过买进和卖出一种货币，与其他货币交换。这也意味着，在外汇市场是没有所谓牛市或熊市的：货币只可能时而趋强或趋弱。所以有些货币总是不断上升，而有些货币则总是持续下跌。

此外，外汇市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过去的20年，全球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劲，并且全球股市的变动相比以往更加同步而行，因此汇率变化也不像过去那么极端。所以一支个股的价值，在某一年很可能会翻番，或者被腰斩，但是像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这些主要货币，在12个月内持强或趋弱的幅度，大约为5%或15%。

因为外汇市场的这些特点，外汇交易员的世界可以说是马不停蹄、日夜不分。而股票市场却不同，美国大公司的股票也可能在东京和伦敦交易，交易员知道必须等待纽约的交易时段，来获得微软或通用汽车最好的价格。同样在北美的交易时段，交易员也更愿意买进或抛售美国债券。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他们则喜欢买进或卖出金属。而外汇是金融市场中唯一的，在很大程度上交易员则是漠视时区、24小时进行稳定交易的一群人。

这一令人羡慕的状态，充分反映了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权地位，因为外汇市场中超过90%的货币交易是美元。例如，如果有人想把墨西哥比索兑换成捷克克朗，这两种货币很可能会先转换成美元，然后再转换回来完成交易。由于美元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新加坡和伦敦等全球货币市场，同样可以像纽约那样有效地运转。外汇市场24小时交易的这一特性，是所有其他金融市场梦寐以求的，都希望终有一天能够加以复制。

因此，在全美各地的交易大厅里，当交易员手上握有大笔资金，而且关乎输或赢的关键时刻，交易大厅的嘈杂声是可以想象的。正常的活动放缓了，咖啡杯一次次被重新填满，留着齿印的三明治静静地躺在桌上，整个楼层好似重大比赛前的足球更衣室，表面上轻松，实则紧张外加期待。投资者变得犹豫，在新闻播报之前绝不敢做任何大动作。

约翰泰勒是fx概念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在纽约专门从事外汇交易，他管理着代表美国养老基金、捐赠基金，以及外国政府的大笔资金，所管理的外汇资金约为130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单一的、以押注外汇获利的最大的公司之一。更确切地说，是对美元和其他30多种货币走势的投注。

全球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约为32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每天平均3000亿美元的成交量的10倍以上），一个月内货币市场的资金交易量，足以够买整整一年世界所有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由于fx概念是一个活跃的交易者，因其杠杆作用，需要借钱来增加下注的规模，其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其价值130亿的资产。因此，泰勒和他的公司尤其倚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胜过了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他的交易员随时都做好了出击的准备，一旦美联储做出新的货币决定，他们便立刻采取行动，每天交易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是泰勒作为首席执行官，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大画面，并且超越了美联储发布的公告。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启用了20多种数学模型，根据每个模型提供的每一组不同的变量，找出其中的相关点。在fx概念的工作人员，脑海里不存在汇率变动是随机或不可预测这样的概念，他们坚信过去的资讯必有其宝贵的价值，甚至有些看似矛盾的信号，也可以预测一种货币未来的发展方向。

例如在2006年，当fx概念决定买入美元、卖出日元之前，便有一个模型分析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利率关系，另一个模型将研究这两种货币历来的交易价格，第三个模型切割、分片的观察日元兑美元的交易波动量。经过综合分析之后，最后才决定购买美元，卖出日元，因此大赚了一票。

这就是今天外汇市场更积极、更复杂的货币交易，至少利用三种数学模型，快、准、狠地预测未来的货币走势。

关乎外汇交易公司生死存亡的输或赢，往往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如果中国停止向美国输送资本

当一个国家将其收入的一美元储蓄起来，便可用这一美元在国内进行投资或购买国外资产，这代表了可贷资本的两个方面：来自国民储蓄的资本供给；与来自国内的投资需求，以及国外的净投资。也就是说，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加上国外净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购买资本资产增加了可贷资金的需求，无论该资产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为国外净投资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它可以增加或减少可贷资金的需求，从而增加国内投资。

而可贷资金的供给量和可贷资金的需求量都取决于实际利率，较高的实际利率鼓励人们储蓄，因此提高了可贷资金的供给量。但高利率也使得借贷资本变得更加昂贵，这就阻碍了人们的投资意愿，并减少可贷资金的需求量。

实际利率除了影响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还将影响该国的国外净投资。

这是为什么呢？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两个共同基金（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德国）来决定究竟是购买美国债券，还是德国债券，就必须比较实际利率来做出决定。当美国实际利率上升时，美国国债对双方共同基金来说更具吸引力，因而就阻碍了美国人购买外国资产，并鼓励外国人购买美国资产。因此美国实际利率上升，其实是降低美国的国外净投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资本是如何流入美国的？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个经济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顺差和天量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源源不断为世界工业化列强之首美国输送资本。这种投资型的流动资金补充进入了美国住房市场，帮助美国长期维持低利率。

由于中国的高储蓄、外资持续流入和严格控制国内支出，中国累计储存了大量资本，而超过近一半的外汇储备都流向海外投资，呈现资本如喷泉般涌出的现象。

其实发展中国家往国外输出资本，而非把资本投入国内使用，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90年代的俄罗斯和非洲。通常来说，这样的资本输出很不稳定。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将资本投资在发展经济体，而尚未完全摆脱贫穷的中国，去资助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似乎很不可思议。中国甚至没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比如1998年，中国为1300亿美元外债要支付平均7%或8%的利率，但储备海外的1400亿投资仅获得约5%的回报率。

由于美中贸易存在逆差的原因，包括美元定价权、美国限制中国购买高科技产品和自然资源等。当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时，中国制造商获得的是美元，这些美元被存放在美国银行。当中国出口商需要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则需要通过这些商业银行出售美元给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因美中贸易的不平衡，致使中国央行美元盈余，而人民币则出现短缺现象，因此必须“创造”人民币——这又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

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中国央行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某些情况下，央行用盈余的美元购入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比如美国国债。中国之所以购买美国国债，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国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证券。我曾说过多次，美债就好似一群瞎子中的独眼龙，是我们无奈的选择。

于是洪水般流入美国的中国资本，保证了市场的资金流动，使普通美国购房者能享受低利率的房贷按揭，对此中国人民奉献巨大。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对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往往指责外国人，认为来自国外的竞争对美国构成威胁。

事实上，外国人是政客最方便的攻击目标，因为责怪外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方便的途径来逃避责任，以显示没有侮辱他们的选区。但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感叹美国人储蓄水平太低，低储蓄阻碍了增长的资本、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此可见，在中美两国的贸易中，如果中国资本停止流入美国，美国经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了……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曲线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价格水平与商品总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而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原因有三：首先是财富效应，较低的价格水平提高了家庭实际价值的货币，拥有更多的真正财富刺激了消费支出；其次是利率效应，较低的价格水平降低了利率，因人们试图借出他们多余的货币持有量，而较低的利率将刺激投资支出；最后是汇率效率，当较低的价格水平降低利率时，投资者便会把部分资金投向境外，相对于外币将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使国内的商品比外国商品更便宜，因此刺激消费的净出口。

在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作者凯恩斯强调了总需求在短期经济波动中的关键作用。凯恩斯认为，当总需求出现不足和无法保持充分就业水平时，政府应积极刺激总需求。

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影响总需求，有时政府可以利用政策手段来稳定经济。但是决策者在做出任何政策改变之前，需要考虑其决定可能带来的全面影响。

举例来说，当美国政府削减支出，其社会总需求便会下降，短期内将抑制生产和就业。如果美联储想防止财政政策的这一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扩大总需求。而货币扩张将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支出和扩大总需求。如果能适当地响应这些货币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变化，能使商品和服务不受总需求的影响。

比如在1961年，肯尼迪依靠他的经济顾问选择了减税的政策，当记者问及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肯尼迪回答说为了刺激经济，你不记得经济学101课程了吗？当年总统制定减税政策的目标，是为了提高消费、扩大总需求，以及增加经济生产和就业。

在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团名单里，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和索洛，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便仔细研究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肯尼迪提出要减税时，他们把凯恩斯的想法付诸于行动，这一举措非常大胆。

因为凯恩斯书籍出版的时间距离白宫运用他的理论相距只有几年的工夫，肯尼迪尝试这一理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成功与否只有通过实践来鉴定（由于托宾和索洛对世界经济贡献巨大，他俩后来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减税的变化对总需求影响颇大，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尤其改变了人们消费观和整个社会服务的质量。由于肯尼迪提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收抵免，对公司来说用减税获得的资本可以进行新投资，而高投资不仅即刻刺激了总需求，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生产力。

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方案1964年获得国会通过后，在一个时期内，美国迎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因为通过提高总需求在短期内增加了生产力，再加上通过提高总供给实现了长期增加生产的目标。

因此，自1964年减税政策成功之后，白宫的政策制定者便不断以财政政策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老布什总统试图用减少扣缴税款来迅速恢复经济衰退；1993年克林顿总统搬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提议的第一个刺激方案就是增加政府开支，以帮助刚刚经济迅速复苏。

然而，克林顿的经济刺激方案最终被否决了。因为大多数国会议员和经济学家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对经济复苏的帮助有限。此外，削减赤字以鼓励长期经济增长，被认为比短期扩张总需求更具优先性。

2008年10月，由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提议，设立7000亿美元的困境资产救助计划，用联邦资金注入民营企业。前总统布什还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为了确保经济不崩溃，我决定抛弃自由市场原则，以拯救自由市场制度。”

从此以后，凯恩斯理论便在美国一发不可收拾。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尽述了。

至于凯恩斯主义是否能成为治愈金融危机的永久良药，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后来的应用来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