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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手里有一块钱的时候，你总会想如何使它变成两块钱；当你手里有100块钱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拥有200块；当你手里有1000万的时候，你就会想着更多。投资就是一块钱变成两块钱的过程，你需要知道的是过程。

从破窗理论看机会成本

一天，辛勤劳作的面包铺店主非常生气，他年轻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店铺的橱窗玻璃。店主的怒吼声，引来众人的围观。大家盯着橱窗的漏洞见破碎的玻璃撒在了面包和馅饼上。过了一会儿，人群中有人感到这件事需要一个哲学反思，毕竟不幸也有其光明的一面。于是经济学家站出来说，破窗至少为玻璃工增添了新业务。

这样一想，众人开始盘算开了。一块玻璃需要多少钱？20法郎？这可是一笔可观的金额。但假如玻璃窗从来没有被砸破，情况又会如何呢？既然经济学家说，破窗能为玻璃工赚得20法郎，店主也只能认了。

玻璃工被叫来修复了橱窗，店主支付20法郎，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家看见的事实。于是经济学家得出结论：打破窗户是一件好事，它导致资金流通，鼓励和振兴了玻璃工业。

事实真的如此吗？很显然，这一结论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层面，它忽略了事实的另一个面——一个没有被看见的事实——店主花费20法郎更换了破窗，他便无法以那20法郎再购置其他商品。如果店铺的橱窗没被砸破，或许他会用那20法郎购买一双鞋，假如这起意外可以避免的话。

换句话说，玻璃工的业务收益，恰恰是鞋匠的业务损失，中间并没有添加新的“就业”。人们只看见店主和玻璃工的双方交易，他们忘记了潜在的第三方——鞋匠。他们忘了鞋匠，是因为当时他没有进入现场。人们看到了新橱窗，他们将永远看不到额外的新鞋子。准确地说，新鞋永远也不会做出来了，因为人们只相信眼睛立刻可以看见的事物。

因此，有经济学家依据破窗理论提出：战争对经济有利。

其争辩的理由是，历史资料证明战争往往会集中利用资源，并引领科技的进步，同时增加就业。事实上，这个“破窗”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花费在战争上的钱，是无法花在食品、衣物、医疗保健、电子产品等上面的。也就是说，刺激了某一个领域的经济，显然会对其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战争将摧毁财产和宝贵的生命，这种用经济刺激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门，抵消的不仅是直接的机会成本，而且国家也将遭受同样的财产损失。这就形成了第二个谬论的基础：重建被战争毁坏的财产能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建筑行业。然而，这仅仅是花费巨大的资源恢复战前的状况而已。

比如当一战结束后，城市得到了重建。如果没有战争，同样有机会以相同的资源达到更富有成效的目的。重建被摧毁城市花费的资源，很可能被用于改善和扩大城市规模，或建设第二座城市。

由此可见，虽然“破窗”谬论经过百余种伪装，久存于经济学的历史中，而且现在比过去叫嚣得更猖獗，但事实证明破窗论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为大众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与此相反，甚至浪费了社会的宝贵资源！

投资并不是一定要你手里有钱才行

我在北美的许多公司工作过，由于都是欧美的投资银行，企业文化大同小异，基本上没什么分别，紧张刺激富有挑战。而要论起公司给员工的福利，从小小的茶水间便可以体会到，瑞士信贷和加拿大皇家银行对员工最体贴入微。

我在美银证券上班时，茶水间里只提供一种咖啡，常常是咖啡冲泡的时间太久了，咖啡的味道因此而走样。同事们走进茶水间总是骂骂咧咧，然后到楼下的星巴克去买咖啡。后来我发现，他们明明知道茶水间的咖啡不好喝，但又总喜欢来逛一圈，似乎就是冲着咖啡来发泄一通不满情绪的。我想，这可能是他们自我调节的一种方法。

有时候走进茶水间，我会看到有几个同事在剪刀、石头、布的乱比划，输的人就要动手把旧咖啡倒了，然后给大家泡新鲜咖啡，吵吵嚷嚷地极像一群还没长大的孩子，好不热闹。

然而在瑞士信贷和皇家银行，茶水间就更像员工的聚会场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举行小型的派对，大家累了烦了就到那儿去伸伸腿弯弯腰，顺便泡个茶冲杯咖啡闲聊几句，很是惬意。

公司考虑到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也参差不齐，对饮料的喜好当然不尽相同。从英国和印度来的同事每到下午两点，总会到茶水间泡一杯加奶加糖的earlgrey，而减肥爱美的女士们，则偏爱加了柠檬汁的草本茶，当地土生土长的小青年特别喜爱热巧克力，上了年纪的大婶大叔口味就重一点，常常泡一杯鸡汤或牛肉汤，我呢早上咖啡过后通常喝绿茶，简直是众口难调，仅仅提供单一的饮料无法满足大家的需要。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一种类似奈斯派索的机器应运而生。它把各种饮品制成一棵棵胶囊，单单咖啡就有20多个种类，从普通咖啡，到带有风味的咖啡如、榛果、巧克力、椰子……有30来种茶包，另外还有热巧克力和汤料。只要把胶囊往机器里一放，小、中、大三种杯子可任意选一款接在饮料出口处，一分钟不到，一杯符合自己口味的热饮料便捧在手里了。瑞士信贷和皇家银行都购置了这种饮料机为员工谋福利，以此来调动大家为公司卖力工作的积极性。

不过，有几种草本茶，如湾仔茶（chai），我实在是喝不惯，味道辣辣的，很冲鼻子。湾仔茶的基础是红茶，在其制作过程中混合了豆蔻、丁香、芫荽、甜孜然、咖喱叶、柠檬草等。可是湾仔茶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却非常流行，被称为他们的国饮，喝的时候最好要加奶加糖。

“chai”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茶。我个人认为茶包中的香料过于重，掩盖了茶的味道。但是我的印度同事却说，印度出品的湾仔茶，是选用真宗的印度香料和锡兰红茶干混合制成，味道好极了！他还告诉我，湾仔茶在运输过程中，茶包里的香料会被抖落到底部，所以一盒茶买回来最好底部朝上放，泡出来的茶才好喝。

虽然我不喜欢“chai”，但认同它存在的价值。其实，这个小小的饮料机就好似北美的缩影，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聚集于此，在相互融合和受到尊重的同时，又能保持独立的文化特性。

地域文化的存在感，无形中就创造了一个商业机会，“办公室咖啡胶囊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业机会。只要你善于观察，你身边可能就存在这样的机会。

投资并不是说一定要你手里有钱才行，很多时候需要你去发现项目，或者挖掘项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投资机会。

大城市里的生存和机会

从形式上看，纽约人的某些特征很像从前的上海人，喜欢吹嘘自己。比如上海人自恃他们身居大都市，素质高、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总觉得自己见多识广，对自己身边的一切事务，完全按上海人特有的标准去评判，凡事要讲讲清爽。对于拎不清爽（上海话，指不可理喻）的“外地人”，上海人丝毫不掩饰他们的蔑视，甚至有点儿鄙视。

而纽约人呢，特别是在曼哈顿的“纽约客”，他们蜗居在那片又小又狭长的半岛上自得其乐，不屑于踏入对岸的布鲁克林或皇后区，哪怕驻足片刻。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很冷淡，通常保持着18英寸的距离，似乎时刻在保持高度的戒备之心。

即使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来到纽约，也不免产生疑惑，想着纽约人怎么能在这么拥挤、忙碌和狭窄的地方生活。而纽约人到美国其他地方去旅游或公差，只要一讲话（不爱带“请”字），在公共场所得理不饶人，就会被当地人质疑“youstbefroewyork”（你一定是从纽约来的），因此对纽约人敬而远之。这时纽约客就会自诩并宽慰自己：“如果你能在纽约生存，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

也正因为纽约的国际大都市地位，长期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运动员、传道士、学者、商人、金融家……也带来了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在华人聚集的唐人街，卖珍珠奶茶（bubbletea）的蛋糕店至少有十几家。珍珠奶茶是中国台湾人发明的饮料，在茶里加奶、糖及“珍珠”（木薯粉），如此一来人们不再是单独饮茶或喝茶，而是“喝茶”的同时在吃珍珠粉，使上海人的吃茶变得货真价实（上海话喝茶叫吃茶）。

有一天下班，我和英国同事伊凡来到唐人街，见许多店推出“买一送一”的珍珠奶茶，买小杯送小杯，买大杯送大杯，便请了伊凡一大杯。“连喝带吃”一杯下肚伊凡还想吃一个中杯。但我已经饱了，便对柜台上的女孩说，不要两大杯，能否把两小杯换成一个中杯。她说不行。

伊凡站在旁边推了推我说：“老板拒绝小杯换大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只付了小杯的钱，他们等于降价销售，中杯的价钱就变成了小杯的。降价的结果只服务了一个顾客，也降低了收入。坚持买一送一没有降价求售，不会有损产品形象，在优惠顾客美誉的同时，又服务了两个顾客，会增加产品的覆盖率和用户群。比如我，今后只要来唐人街，就会来吃这里的珍珠奶茶。”

伊凡不愧是金融分析师，一眼便看穿了店家的销售策略：尽管两小杯奶茶的体积超过一个中杯，而塑料杯的成本每个也要8分钱，店家却宁愿多给客人饮料、多用一个杯子。同样是卖珍珠奶茶，我从来没有在多伦多享受过“买一送一”的待遇。

从侧面打听方知卖珍珠好茶的是上海人，这就难怪他们性意做得如此远如此周到。这不能不说他们在做生意上确实继承了前辈的生意经。

我不禁再次想到，纽约人和上海人一样善于精打细算“习惯”，他们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具有优于其他人的实践能力，极富创意思维和行动快捷的管理能力。一如纽约聚集了全世界的精英人士，形成了纽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口永远维持在800万。而上海则吸引了全中国的精英，才有了今天的新上海人。

正如一位美国人这样评判上海人：“纽约人把纽约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上海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对城市有烦恼有抱怨，尽管如此，他们仍旧热爱自己的城市，对城市有一种依附感”。从这一点来看，纽约和上海又是开放的，是真正具有文化多样化和海纳百川的城市。

大城市求生存，拼的是创意和智慧，尤其当你处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更要读透他们的聚财理念，以及与生俱来的善抓机会的本领。如果你每天匍匐在三点一线，朝九晚五，你会丧失创造力，所有的机会离你越来越远。

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吗？

几十年来投资市场一直扬言，“想获得更高的回报，就得承受更大的市场波动或风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这似乎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投资意味着风险，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就只能获得低回报。事实确实如此吗？笔者发现，在这个“反常”的新经济时代，传统的理财定律被彻底颠覆了，现实真相是：风险越大，也就绝不可能获得高回报。与此相反，风险越低，回报才会越高。

先来看看常规情况。定期储蓄被认为是一种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因为当你把现金存进银行，获得的仅仅是低利率的回报（定期利息），不过，无论怎么说，你的投资是增值的，只是增值不多而已；而投资股票则被认为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因为你进入股市的时候，并不知晓能有多少回报，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会得到高回报（派息），但也可能颗粒无收，甚至“断腕割肉”。

比如一家新公司的股票价格为每股1美元，如果你以1美元只买了1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股价上涨到每股25美元的时候，那么你获利24美元。假如相同的股票你购买了1000股（花费999美元或更多），你将获利25000美元。但同时这个风险就非常大了，因为如果这家公司破产了（可能性很大，每天都有很多公司倒闭），你将会失去所有投资，虽然不可否认其值得投资的潜在回报率（24775美元或更多）。

环顾周围炒股的亲朋好友，甚少听见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先例（当然啦，内幕等违法交易除外）。比如大前年从纽约回到多伦多，临行前朋友们为我饯行。

这帮哥们儿不是博士就是硕士，都在股市中扑腾了十几年，好几位是华尔街“高手”。闲聊起来三句不离本行，自然和股市投资有关。那晚，不知大伙儿是因我离去而感慨，还是喝高了酒后吐真言，一一承认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从股市中赚到钱，其中最多的本金亏了50%，最少的一位至少亏了20%。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真理”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一）“价值型”跑赢“增长型”

朋友老周就吃了“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大亏。此君是心理学博士，他对股市投资自创了一套理论依据，自忖入市前一定会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再加上心理学，从人的心理行为总结、判断投资市场。他认为：“这一点最重要，这么些年，我在不同的行业里寻找机会，见涨就追，一旦形势逆转马上开溜，是输少赢多，在亲友中有‘小股神’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