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去看待此类事件，但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应该继续按照正规流程完成手上正在进行的尸检，毕竟每一位送到这里来的死者都理应得到认真的对待。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开着收音机，将它作为背景音，以便及时了解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我们都有家人和朋友生活在伦敦，因此也都对他们的情况非常担心。在此之前，我们几乎从没在完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过尸检：不是偶尔拿手里的案子开开毫无恶意的玩笑，就是闲聊着前一天晚上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然而这一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说话，只有房间角落里的收音机在不断嗡嗡地制造着声响，音波在裸露的墙面和地板之间不断振荡。

时间仿佛我们经手的死者躯干上的皮肤，随着一点点被剥离，事情的真相也随之像肋骨和内脏器官般暴露出来。在英国的首都伦敦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由于四枚炸弹被分别安置在了城市的不同地方，通信线路全部瘫痪，在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人们完全无法确认亲友是否安全。这是我们这一代英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大灾难。

在下午结束前，我接到通知赶往伦敦参与尸检工作，临时停尸房也作为警方“忒修斯行动”的一部分正在筹备中。所有四个炸弹设置点都要进行调查，所有残骸都要被运往足够容纳一切证据和受害人的中央停尸机构。同时，这一涉及面巨大的调查还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参与，包括apt、病理学家、人类学家、放射线技师、dvi（灾难受害者鉴定）团队、so13（当时的反恐部门），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兵营中，供不同需求使用的帐篷以及临时建筑，正依照制订好的突发事件备战计划搭建起来。各项设施在那个改变命运的星期四结束之前都已经着手准备起来，并预计在第二天就能全部投入使用。

我之所以会被招募，是因为此前我在一个对英国境内类似灾难提供紧急救援的小组中登记了个人信息。在美国，有个和我参加的小组性质相似的组织，叫作“d-rt”<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426152887426152887427320201106101707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a93e58805538b46a4543205fa3b8500d8a9"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停尸房灾情响应小组）。多棒的首字母缩写名称啊！甚至不需要了解每个字母都代表什么就能大致猜到这个小组是做什么的，而且听起来好像每一个响应召集的小组成员都会穿着x—战警风格的炫酷制服似的。而我们在英国的组织叫什么呢？法医救援小组（forensicrespoea，首字母缩写就是“frt”。如果再在里面加入“解剖”（anatocal）一词，那我就可以为“放屁小组”（fart）提供志愿服务了。我真心希望它能改个像“d-rt”那样既能反映工作实质又非常时髦的名字，或者至少换成其他什么名字。不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有些人注定不会重视这些聪明有趣的双关语或首字母缩写，他们永远理解不了在谈论一个话题时，其快速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能力有多么强大。我只想说，当在错误的语境中以“技术专家”这个词自称，并为“放屁小组”工作的时候，我是感到颇为失望的。好在那时候的我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专业上得到长远的发展，从而在未来参与到更多具有决策权的工作之中。

无论这种比喻恰当与否，被召集参与大规模死亡事件的调查，对我来说都和被吸纳入宗教团体有些类似。在选修法医人类学课程的时候，我曾学过一些大规模死亡事件以及大型合葬墓的相关知识，参加过“灾难应急”主题的讲座，作为“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出席过一些会议，并且对部分国际冲突的最新动态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我读过关于南斯拉夫以及卢旺达万人坑挖掘的纪实类书籍，因此也算是对apt可能有参与此类工作的需要提前做过一点心理准备。如今，忽然间轮到自己将理论化为实践，真正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不禁因机会的降临而充满激情。我不想只守在电视机前，眼看着事件发生却无能为力。能够让我用平时磨炼的技能，在最大程度上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安德鲁在工作周结束后便前往气候温暖的地方度假，停尸房只剩下我和代理经理琼两个人。因此，我无比感谢她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同意我前往救援。

我是在7月9日星期六抵达伦敦的，飞机从利物浦起飞，早上7点便降落在伦敦城市机场，比坐火车要快了不少。我在8点前就已经到达了荣誉炮兵连的营房，而将近一半的apt——大多来自伦敦和南部城市——也已经就位。我随身带去了自己的工具箱，里面的东西包括对于我而言极其重要、在工作中已经完全离不开的面罩，我在日常工作中都会穿着的、上面写有我名字的白色护士用木底鞋，以及我的全套防护衣——以防万一需要用到。同时，我还带了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足够我在外生活上一段时间。虽然我们都被安置在了同一家旅馆，但是我完全没有时间将行李拿到房间里去。我听从指令将它们与角落里其他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然后就径直走到了一间临时用作更衣室的小房间，在换上统一提供的防护衣后迅速投入工作。

爆炸中的死伤者已经被陆续送来，而我则被整个救援系统运作起来时像上了发条的机械般的状态震撼了：每一组工作人员都仿佛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共同促成整套装置的完美运转。首先要对装着死者的运尸袋进行x射线扫描，以确保存在潜在危险的（比如弹片）或者对调查起关键作用的（比如炸弹的部分零件）残片的位置能被准确记录，并随后小心地收集起来。整个过程都要保证在病理学家的监督下进行。当运尸袋和残片都被移除后，死者的衣服仍不能脱掉，还要在病理学家的监督下再经过一次x光扫描，将遗漏掉任何重要线索的可能性彻底排除。

随后死者就会被移交给apt们，同时病理学家也会加入进来，以一个小团队合作的方式分别在四个尸检区展开工作。一个团队由一位病理学家、两名apt、一位摄影师、来自警方的物证采集员，以及一名so13的成员组成，显然要比常规的解剖团队大很多，和法医尸检的人员设置非常相似。首先，由我们apt将死者的衣服脱掉，连同其佩戴的首饰也一起取下来交由摄影师拍照；随后，其个人物品会被进行dvi编号并妥善保管起来。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这一步就获得丰富的信息，比如在死者的钱包里找到了确认其身份的关键证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认死者身份都是件费力的事。

或许关于恐怖袭击事件我不应再讲述更多的细节了，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很多失去了挚爱亲朋的人至今仍然徘徊在伤痛之中，另有不少伤者如今也依旧承受着伤痛的折磨。如果我继续把尸检中的诸多事宜讲述出来，那实在太冷漠也太残忍了。

那些在紧急救援小组度过的日子里，我们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每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继到晚上7点或8点左右，但这还远不是一天的终点，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将整个停尸房清理干净，以备第二天的战斗。虽然我已经带了不少的行李，换洗的衣服也足够坚持几天，但没想到整整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还在那里。在高压的气氛下，我们这些每天密切合作的apt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亲近：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共进一日三餐，一起在结束工作后展开“事后检视”——我指的是一起到酒吧里面喝一杯，就白天遇到的状况讨论一番，为彼此创造一个宣泄感情的出口。我就是在这里遇见丹尼和克里斯的，他们都是伦敦大都会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俩的性格都很活泼、外向，并且在管理年轻的apt——乔西和瑞恩——的方式上与安德鲁大相径庭。他们经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有时候还会聊起从前做过的一些令人捧腹的恶作剧。从解剖较大的尸块到开始检查较小的肢体残片，再到最终交由法医人类学家接手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总是有办法让我保持精神的振作。然后，终于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

<icss="bloter"data-der-atsid="5527c1c8aee2ee56056a5f40890805fa3b84fd899d"data-der-srcbackup="igessj1jpg"src="rbook_piew_ebook_pic426152887426152887427320201106101707iges540sj1jpg"style="width0%heightto"in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