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己心灵的葬礼承办人。每天，我都去领取它留在世上的可怜残余，安放在那小小的棺木中，然后用我的回忆将其深深埋葬。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为了在下一个天亮，重复同样的哀悼。

——艾米丽奥腾

《维多利亚女王庇护所》

我经常看恐怖电影，懒得动脑子的编剧们常常设计出一些苍白又无聊的铺垫，比如“这是一所建立在印第安人墓地上的房子”，或者“这所孤儿院曾经是一座精神病院”！当然了，这样写可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影片里的孩子们会忽然变得着魔一般，为什么衣橱里会有一个通向地狱的入口，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桥段。

但这种故事情节完全吓不到我。

我第一次到伦敦生活的时候，就住在墓地的后面，拐角处就是监狱，而正对着的建筑物则是一家精神病院。如果再增添一个印第安人墓地，那么我的生活就会变成活生生的万圣节电视特别节目。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究竟是什么驱使我离开稳定而安全的家乡，跑到一部陈词滥调的恐怖电影里碰运气？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要得到更多的锻炼，在殡葬领域里更深入地走下去，成为一名具有资格的apt，而不是只赚一份尸检助理和实习生的工资。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则是，刚好发生了一件足以令我一生为之改变的大事。

2005年7月7日，星期四，那天早晨在我的记忆里始终如昨日般清晰鲜活。琼和我在8点左右进入验尸间，开始各自处理手上的案子，而安德鲁则像以往一样在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办公——处理完手上的文书工作，他就可以去休假了。琼和我并没有听电台节目，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开始于是否再播放一遍拱廊之火<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426152887426152887427320201106101707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a93e58805538b46a4543205fa3b8500d8a9"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的cd的争论——我那时对这支乐队格外着迷。而琼要是在争论中胜出，我们就改听根据巴赫作品创作出来的《沉默的羔羊》的原声大碟。最后琼赢了，但我觉得这很公平。

当我们正在进行尸体外表检查，以供稍后病理学家作为参考的时候，我们的节奏被他提前并且慌乱不安的出现打乱了。山姆威廉姆斯医生是一个身材瘦高、有着典型英国人“合乎体统的”气质的男人，虽然在其他多数时候他的举止都有些另类，但这一次他表现出的慌张还是令我和琼没心思再拿他取乐，并且有点紧张地放下了手里的写字板。威廉姆斯医生将文件和公文包放下，关上正在播放的cd，将音响调到收音机模式。

“你们俩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琼反问道，满脸的困惑。

“我们7点半左右就在这里了，”我补充说，“并没听说什么呀。”

当你身处与世隔绝的验尸间，专心致志完成一场尸检的时候，整个外部世界于你而言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伦敦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他告诉我们，脸色看上去格外苍白，“也有可能是两场。警方认为如果超过了一场的话，就不可能是意外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