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它们是我头脑里的沉重负担。
——李察艾希克罗《用色彩驱散暗夜》
我开始完全活在当下。每一刻我唯一能控制自己做到的，就是专注。专注于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一分钟紧接着一分钟地将时间填满。我已经将躺在解剖台上的女性死者的头发浸湿，正在用一把梳子把她脑后的头发水平地分开——细长的缝隙里露出雪白的头皮，将左右两侧的耳朵相连。还是用同一把梳子，我将分好的两部分头发一半向前盖住死者的脸颊，另一半向后梳，盖过她的脖颈——此刻它被一个橡胶头部座架从解剖台上支撑起来。我将手里的梳子换成一把解剖刀，将刀片沿着刚刚梳理出来的缝隙用力切下去，于是狭长的头皮就随着刀片的移动而迸裂开，露出如蛋壳表面般的颅骨：此刻她的后脑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切口，不过等对尸体完成修复之后，这条切口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我一只手抓住她上半部分的头皮，几乎用尽全部力气将其越过她的头顶朝着面部拉扯。随着我的动作，响起一阵阵撕裂的声音，而且我不时要因为白色的结缔组织使皮肤附着在了颅骨上而停下来。这个时候，就需要解剖刀轻巧地发挥作用了，然后我再继续用力拉扯她的头皮，直至颅骨的前额部能够完整地暴露出来。这个女人的头很容易打开，并没有在耳朵后面扩大切口进行一些“额外处理”的必要。有些人的开颅则要更费力一些，这也让我想起以前有个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很可爱的apt说过的玩笑话：“我们要是能生来就没有耳朵，并且在脑袋上安装个拉链就好了。”
对所有成年人的头颅，我们都采用这同一套方法打开。脑后的巨大切口在尸检结束后会被整齐地缝合起来，然后再将死者的头发进行一番精心梳理，缝合线就几乎看不出来了。但若是死者发量稀少又或者是光头的话，我们就将切口的位置做得尽量靠后，这样就能利用枕头把痕迹藏起来。我们从来没有采用过明显更简单省力的方法，比如在前面提到过的那部电影里制作人想通过道具尸体展示给所有人的那样，直接从前额切开……
用同样的方法，我继续从切口处将死者后脑头皮的下半部分剥离至脖颈——这个做起来要简单得多——然后用手术刀在颞肌附近沿v字形进行切割，颞肌在颅骨两侧的两个横纹肌岛上清晰可见。这些肌肉都需要从骨骼上切除，然后失去支撑的头皮被整理平整——这些都是为了给下一步要用到的工具——开颅锯创造施展的空间。
在尸检中用到的电动开颅锯有一个震荡式的刀片，因此它虽然能够锯开坚硬的头骨，但却对皮肤和其他柔软的组织束手无策。事实上，它和人们在骨折痊愈后，取下石膏时用的工具是一样的。使用电动开颅锯会制造大量的残渣，这些残渣可能是颅骨的碎片，也有骨骼的粉末。因此，在它上面通常还会安装一个有罩头的真空抽吸管，这个吸管可以将绝大多数可能会被apt吸进肺里的危险微粒物质处理掉，但这样做时会发出极其巨大的噪声，并且令锯子操作起来相当笨重。当然，我们也可以戴一个纸质的面具作为防护替代。
“教授，我能进行开颅了吗？”我站在一旁问道，手里已经准备好了开颅锯，模样活像是持着一把来复枪、时刻准备着的女王卫队成员。在进行这一步前，一定要记得先获得许可，因为这同时也是在提醒医生你马上将要启动开颅锯了——考虑到他现在正操作着非常锋利的解剖刀，而电锯忽然炸响的轰鸣声很可能会吓得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伤到自己，因此这一声询问非常关键。
“可以了，卡拉，已经可以了。”圣克莱尔教授回答说。
他和我在小小的高危案件专用验尸间里已经建立起了非常默契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依旧严格按照程序来完成工作。还没等他的话说完，我便接通了锯子的电源。随即，空气中响起一阵如牙医用的电钻般呜呜的声音，以及好像真空吸尘器般的轰鸣声。我操作着这个因为罩头而显得笨拙的工具从死者前额的正中沿一条直线锯到左耳，然后又在右侧进行同样的操作。随后，我在颅骨的背面又重复了一遍：先从中间锯到左耳，然后再向右耳。于是，我便有了一块椭圆的、“眼睛形状的”头盖骨，不过这时它还没有彻底脱落。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没有进行：使用一件t字形的金属工具，也就是我们平时称为“开颅凿”的东西。我将t字形工具的底部插入由电锯造成的骨缝中，用一个木槌轻轻敲打，随后改用t字形工具的头部向右侧一扭。这样一来，头盖骨很快就能与其下一层叫作硬脑膜的组织分离开来，同时发出一阵类似于爆裂和撕扯的声音。颅骨的顶盖——头盖骨——此时便可以很轻松地取下来了。我将其放在了解剖台上死者头部的旁边，于是死者的大脑便被暴露了出来。
怎么说呢，大脑看上去实在有点太过于……朴实了。那副样子很难让人相信它拥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并且是我们全部人格、记忆乃至自我的发源地。大脑呈淡淡的粉色，还闪烁着一点柔和的光泽，是一个令人感觉相当愉快的器官。因为它的构造非常精密，所以为了将其从颅骨中取出来，我用一只手稳稳地持住，另一只手操作解剖刀将位于颅骨底部中央的颅神经切开。然后，我将解剖刀伸进枕骨大孔——大脑通过这个孔洞与脊髓融合到一起——将脊髓横着切断，这样，大脑就能够从颅骨中取出来了。我将托着大脑的手稍微向左侧倾斜一点，以便把靠近颅骨右下方的一层薄薄的连接组织，也就是解剖学上所说的小脑幕切开。同样，完成右侧后还需要对左侧进行相同的处理。这一步完成后，位于大脑下面的两个小脑半球就全都能取出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小脑了，我将整个脑组织小心地放进了磅秤的不锈钢大碗中。在尸检过程中，每一个器官都要称重，这一步骤通常都是随病理学家的解剖而进行，不过大脑这部分由我来负责。我在书写板上记下了“1349克”的数据——对于大脑的重量而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平均数值，一般人的大脑都在1300～1500克之间。随后，脑组织便会被放到教授旁边的解剖台上。这时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它在渐渐失去原有的形状，并且开始不断变小。
我觉得我的大脑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不断萎缩，变得又扁又平。但我相信那并不是我原本的性情问题——肯定都是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尽管状态不佳，但是每天平淡无奇的节奏反倒令我感到颇为欣慰。有两件事让我对重新回来工作产生了一定的畏难情绪。一是始终存在与塞巴斯蒂安再见面的可能性。虽然在我们的停尸房，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就好像我只是因为得了流感而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另外一件则是我还要继续做安葬宝宝们的工作，死去的婴儿在我的生活中简直变得无处不在。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去关注他们的死亡：如今我自己也成了统计数据中的一员了。但是幸亏有抗抑郁药在起作用，面对困难我更多的感觉只是麻木。如果没有这些药片的话，我很难想象痛苦的折磨会是多么强烈。每一天，我所想要的无非是按时上班、完成任务、下班回家。我过得仿佛行尸走肉一般。每天傍晚6点左右，我就会服下安眠药，然后在第二天早上5点准时醒来，起床去上班，开启又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日子。不过，我应该勉强算得上是个功能良好、工作勤奋的行尸走肉了。又或者说，至少，我是一个好的行尸走肉。
可能正是我本身的生活状态驱使我更多地关注大脑的吧。
教授将我从无边的遐想拉回到现实之中，这时他已经开始用一把长长的、无比锋利的解剖刀来切割那团粉色的物质了，切好后的薄薄的脑组织在血迹斑斑的解剖台上变得更加扁平，就像一摊苍白的奶油冻。经过检查，他发现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这种检查在我们接手的高危案件尸检中是非常典型的，根据死者生前有静脉注射用药的习惯，顺理成章的推断就是如果他们使用了一些有问题的针头，就有可能染上艾滋病。而在眼下的案例中，虽然死者也是死于药物过量，但以目前检查的结果，我们只能说疑似“某种毒物”导致了死亡。所以，在教授开口之前我就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了，并且已经将注射器拿在了手里。
“卡拉，我们需要采集一些玻璃体。”教授的话证明了我是正确的。说完，他将手上的乳胶手套扔进了一旁的黄色医疗废物桶，然后在尸检记录表上开始埋头写起刚刚的发现。
虽然采集玻璃体是很多apt最讨厌的操作之一，但它却是一件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想要完成好这一步，在技巧上需要格外高的精确度。我走到冰冷的解剖台旁，开始操作起手上的注射器，这样一来我便与死者面对面了。当注视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时，恍然间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所有表面上强撑住的坚强是如何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在到家的第一时间就被眼泪冲垮的。我感到我所失去的，远不止最初我以为的仅仅一段感情那么简单。
我赶紧在脑海里刹住了车，将精神集中。我把她的头皮拉回原来的位置，重新遮盖住已经打开的颅骨，这样一来，不仅她的模样重新变得完整，我也能接触到她的眼睛了。在用一只手将她的眼皮尽量宽地撑开后，我的另一只手将注射器倾斜着扎入了白眼球的部分——专业术语叫作“巩膜”。由于进针的方向是水平的，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针头穿过她清澈的晶状体进入眼球，接着看着它从下方滑过瞳孔。确认好位置后，我开始拉注射器的活塞，抽取了2毫升左右澄清的胶状液体，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玻璃体。玻璃体只是眼球中的成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房水，那是一种相对来说均一性更好的液体。眼球中的房水处于一个不断补充的动态平衡中，但是玻璃体则保持恒定，因此如果有药物或者其他物质进入玻璃体的话，就会一直被保留在里面，除非专门人为地将其清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毒物检测而言，玻璃体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另外，与其他体液相比，玻璃体对腐烂进程的抵抗能力更强，甚至在死者已经进行过防腐处理后，其玻璃体仍可为尸检提供各种有效的信息。我换了一只新的注射器，在死者的另外一只眼睛上重复了一遍上述操作，采集到的玻璃体将连同其他体液，如血液、尿液等一起被送给毒理学家进行化验。只有在得到了毒理学家的检查结果后，我们才能最终确定死者体内是否充满了某种未知的毒物。
我在大学修毒理学的时候，学的全部都是关于毒药的知识。实际上，只要用对了剂量，任何物质都有可能成为毒药，甚至看起来完全无害的水也一样。早在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426152887426152887427520201106101707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193e58805538b468bfa9905fa3b8508f968"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并且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他的话经常被精练为一句拉丁文短语“sodosisfacitvenenu，意思是“剂量造就毒药”。不过，当我们想到毒药或者毒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化学物质的滥用或者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小说中写过的那些恶棍喜欢用的东西，比如士的宁（马钱子碱）、砒霜或者氰化物等。伴随着此番联想而生的，是无情的、效果直接而猛烈的粉末或液体在瞬间控制住中毒者的身体，然后一点点释放它们邪恶的力量，直到死亡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