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钢炮”不吃早点。医生交代每天都必须吃两个鸡蛋才有利于肌体恢复。他不吃早点，中午饭更不可能吃糖鸡蛋。每天早晨，我吃早点的时候，都会让妈妈用轮椅把我推到他的病房里，看着他吃，然后再吃。如果他不吃，我也不吃。有时他一直不吃，我肚子一饿，就会哭，一哭，他准吃。为了这一计，他爸爸曾感谢了我不知多少次。

手术过后，我的精神恢复得很快。为了让我呼吸新鲜空气，“大钢炮”就拄着拐，来到我病房里约我到花园里边看满树的海棠，看樱花。因为钢架太大，每次想出去，都因为身体的不便，而无法与他前行。每每此时，他便拄着拐，到处找人帮忙，把我抱上轮椅，然后请个人将我推下三楼，推到花园。从那以后，花园里多了一个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拄着拐的哥，跟着一个坐轮椅的小妹，到处闲逛。我们一起看池塘里的金鱼，一起找长了四片叶子的幸运草。每次我都找不到长有四片叶子的，他就把找到的送给我，并带上一句：“祝你早日康复。”傍晚的时候，我们一起到樱花树下拣逝去的樱花，一同到池塘等待睡莲绽放。

“大钢炮”在院里是出了名的恶病人，脾气如牛，一不顺心就骂他爸爸，也骂他的主治医生。好多次，他爸爸都摇着头跑来我病房里悄悄地抹泪。他在气头上，谁都不敢靠近他，只有我怯生生的叫一声“大钢炮”出来跟我玩儿，他就再也不闹了。有时他也会骂，我就哭，一哭起来就没完，他再也不敢骂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1996年的春节。看着城里灯火辉煌，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春节的喜庆里，我们却不能感受到春节的祥和与快乐。我一直“站”在窗台边，看着远方的灯火莫名伤感。妈妈叫我吃饭，我装没听见，让我吃药也装没听见。我想家，想我的同学，想我的小伙伴，不知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妈妈把“大钢炮”叫来了。一进门，他就扯着嗓门叫“小钢炮”,“大钢炮”给你拜年来了。那年春节我们是一起过的。“大钢炮”和他爸爸，我和我妈，四个人挤在一间不大不小的病房里，叫了几个菜，把音乐开起来，就着和谐吃了一顿年夜饭。席间，我们一边唱一边闹，把值班的医生都吵翻脸了。后来，一些能走动的病人听到我们这边的热闹声，也都赶过来，希望和我们一同联欢。小小的病房，不多会儿就挤个水泄不通。每张病床上都挤满了期待平安的病人。我的泪又来了，他们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都来安慰我。年纪稍大一点都给我发压岁钱，那一声声祝福，好像我们不是在医院，而是在一个天堂里，快乐着。那顿年夜饭我永远忘记不了。

我出院了，“大钢炮”还继续留在医院里。他说他等着我下次入院。

第二年，我再次入院时，“大钢炮”已出院。我向医生打听，医生说他回家修养，过两个月才回来。两个月后又该我出院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偶尔也会写一些信给他，可是从来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不知他收到没有？

（三）俊梅、东梅和纳西小伙子

俊梅是澄江的，和我同一病房，和我同岁。她是因为从小脚掌畸形而住院的。初来医院，她就认识我一个人。俊梅的妈妈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一来就有说有笑的。因为她们家离昆明近，每个星期都会回家。俊梅呢，因为要观察病情，医生交代，不准回家。于是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就多了起来。

后来，我们病房又住进一位叫东梅的，她是昭通巧家县人。东梅长得特别漂亮，只是腿跟我一样，都是儿麻后遗症患者。东梅很爱唱歌，一听到好听的歌，就双眼放光，脸色红润。那时我有一个随身听，没事的时候，我也会把它借给东梅听。

病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各种民族，丽江的两个帅小伙子在这时也住进了这个医院。他们的出现，让医院增色了不少。两个帅小伙子是丽江的纳西族，性格开朗，也很健谈，脸上随时都有笑容。没外人的时候，他们就讲纳西话，有人的时候就说汉语。有时他到我们病房来玩，就会给我讲一些纳西人的故事。有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他就和弟弟说纳西话，还一个劲地问我“纳西话是不是像英语？”我笑笑。他们给我唱纳西族的歌，东梅一听就说，这歌表达了一种思乡之情，她听出来了。纳西小伙子就说东梅的乐感很强，音乐是没有语言界限的。我很羡慕东梅这一音乐天赋。没事的时候，我就让东梅给讲巧家的故事。俊梅给我讲澄江的藕粉，讲一些生活中的趣事。三个女孩子在一起，再也不孤单和寂寞了。我们讲未来，讲过去，讲现在。那时我正在上初二，学习很紧张，想着远方的同学们或许都已经跑很远了，而自己却只能在医院里打发时间。有空闲的时候，我就背英语单词，或是自学数学等。纳西小伙子每次来看到我在看书，就会给我校正英语单词的发音，也会教我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他在我心里真是一个万能的人，什么都会。纳西小伙子给我辅导完，又是俊梅、东梅给我辅导。他们像值班似的轮流给我讲一些似懂非懂的问题。不懂的问题，我一般不自动问，自个儿摸索，实在搞不懂，就等到他们来找我玩的时候，一并交给他们处理。

那段时间，不断传来同学们测验的消息。我很怕自己因为住院而耽误了学习。越是害怕，就越是学不进去。纳西小伙子就带我到花园玩，给我讲他读书时候的故事。他还给我讲手术过后要如何锻炼才能让肌体恢复到最好。他一再告诫我：不要怕疼，如果怕疼，就一辈子站不起来。我记住了，尽管学业再忙，那一天的肌体的恢复锻炼我都没有少过。尽管我锻炼的深度不够，给身体本身带来了遗憾，但我已经挑战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们就是这样相互安慰着，生活着。生活中好像也少了许多应有的激情。一旦看惯了医院里的来来往往，闻惯了福尔马林，就不再为医院里的白大褂而害怕了。

那年我做手术时遇到的麻醉师，是我的师兄，他一边手术一边给我讲家乡的一些故事。那次手术，是我唯一没有痛感的一次。

现在，纳西小伙子的样子逐渐模糊了，东梅和俊梅的样子也从记忆中渐渐模糊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再见到他们，是不是还能一眼就认出他们。

多年以后，每每回想起他们，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我亲爱的病友们，你们过得还好吗？

2005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