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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或者是兴，是《诗》里诗歌的基本手法，但它同时也成为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表述方法或表达手段。从《诗》里的诗歌到《周易》哲学，直到先秦诸多哲学，都运用的是形象比喻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在后世二千多年的帝王社会里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推翻帝制制度后的党制制度下，都无法中断诗性思维。如国民党时期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抗战时期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建国后航行靠舵手，万物生产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亲。这就是传统的类比思维。

传统上的类比联想思维是传统文化的话语基石。比类天地于社会政治，形成天尊地卑，联想到人间的尊卑有序。这就是中国式的逻辑，中国式的逻辑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思维工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我们只要找出导致传统思维的成因，也就找出《周易》思维的成因。同理找出《周易》思维的成因，也就找出了先秦传统思维的成因。

先秦诸多精英在实际运用中继承和发展了诗性思维，而且还在理论上将这种思维方式加以强化。我们不难从留传下来的先秦典籍中看到诸多精英在实际运用中继承和发展了诗性思维，而且还能从先秦的历史典籍中看到诸候国的政治家们在政治活动中，运用赋诗言志的春秋外交手段。但这都是思维方式的表现，这都是果，即诗性思维运用表现的结果。而不是形成诗性思维的历史成因。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东方的轴心时期得以保持连续性，从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实现突破呢？

我们可以借着张光直先生对中西古代文明转化的两种方式来认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连续性这一问题。

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老古学专题六讲》中把世界古代文明的不同变化方式，解释为两种方式。一种为世界式，非西方式的，以中国为代表，变化过程是连续性的。另一种是西方式的，变化过程是突破性的。

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