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里的君子之为就是政治之为，君子之道，就是政治之道。这在《周易》一书里已建构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在《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论，无疑是对君子之治讲述的政治谋略与道德性建设的政治学说，是希望君子通过政治经验取得与道德完善，以实现家、国之治，而达到天下太平之目的。

《乾》里讲述的就是一种君谋与君德，即君子之道。而《坤》里已然是用比喻象征来寓意政治道理。通过牝马柔顺与大地生养万物的道理，让君子仿效牝马与大地所蕴含的美德。正如《大象》文里引申出的那样君子以厚德载物。即让君子去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那样，才能承载着政治（即治国安邦）重任。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在位者，君子含有美德，才认为能实现政治抱负，即达到国家之治之目的。《坤》篇讲的道理，正是给君子讲述的，通过对大地美德的歌颂，来启迪君子以效法大地的那种生养万物的涵养。又以牝马的柔顺之美来启迪君子要柔顺与谦和，目的使君子拥有一种美德，以达到政治目的实现。《周易》里的君子之道德性，同样是个政治内涵，而不是做普通人的道德观。若针对每个人而言，那么道德修养则具有普世价值，可《周易》里只是讲君子之道德，是为了安邦治国之目的，说白了是为统治者，讲述的统治谋略。

在《师》篇里讲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国，小人勿用。这小人正是与君子是个对立的血统身份上的概念，而不是指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这里的大君是指天子或王。大君颁布命令，给分封诸侯和公卿的那些有国有家者，而没有身份的劳动者（小人）是不能享有的。开国承家者只能是有血统的身份的宗法等级体系，而劳动者（小人）是没有份的。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是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制度观念。是以父亲血缘维护家长世袭权力的传统。围绕着家长，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确定他们在家族或宗族中的身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族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宗权与君权难解难分。

周初统治者系统地确立了宗法制，周王为周族之王，自称天子（或王），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而在其本国（诸侯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为卿或者大夫，对诸侯是小宗，而在本家则是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关系与上同。世袭的嫡长子既是宗子，地位最尊，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同时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异性有功的贵族，则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这样，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体制。这样形成血缘宗法与分封和等级秩序的礼仪制度在西周初建构起来。分封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关系上，为了维护这种宗法制度，而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礼就是规矩，就是法律。其目的就是维护宗法体系，确保周王子孙万世不移。所以君子初义，则是周族先君之子孙，是承继周族大业者。而开国的周初三王，在《诗》里歌颂他们时也称君子。而到《周易》时，君子已泛指拥有周的封地的在位者，即整个西周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自然是不包括被统治者，即小人。西周确立了这个血缘分封等级统治秩序后，哲人们就无疑从理论上完善这种体制，这正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体现。《周易》作者确立了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即赋予了君子的政治内涵。无疑是对在位者，即对统治者做出的理想道德品格预设。把统治者的治国行为上升到一种道德理想化，才有了先秦儒者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的反复诠释。也正是《周易》建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君子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中的治国安邦的承载者。《周易》的君子，又不同于帝王家天下的官，也不能认为是周朝的君王，而是整个维系着分封天下的那种血缘等级秩序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的一种身份角色，即分封制里的有国有家的在位者。这是《周易》一书里君子的特质。因西周三王之后的诸侯已经开始各自为政了，周王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故《周易》所向往的是君子共享，共存，共治天下。《周易》里就是讲这种君子之道。这正是体现在乾篇中的群龙无首，吉的政治思想。君子就是对这整个周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说的，正是那个宗法制的宗族天下，是一个宗族式的利益集团，君子既是享有利益的统治集团成员，又是肩负着维护集团利益的角色。《周易》一书建构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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