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知《周易》产生的时代，应是西周后期时段，而《左传》记载的用篡改成繇式《周易》一书进行筮卜是春秋时段。《周易》一书里的《观》篇文章中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里的王，当指周王。而春秋时期里的各诸侯国里的诸侯，还没有上升到王的身份，而是称公，而非称王。从周太史断卦的口气来看，也非是春秋的口气，当是战国的口气。故战国时期里，诸侯才升格为诸侯王。若说成为王的上宾，在春秋时只能是周王的上宾，而不会把诸侯公说成王。而周太史的口气显然是处于诸侯王的时代，当然这是《左传》作者的口气。而《左传》的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里的人，而是战国后期的人。《周易》一书里的《观》篇中出现的王，是反映的西周时代背景。而周太史把《周易》当卦书，占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附会出人事吉凶的所以然。显然周太史跟本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与时代背景。周太史对陈侯说他的儿子陈完日后要成为别国王的上宾，这口气显然与春秋的时代背景不符。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是《左传》作者根据传说又加进所处时代背景而进行的杜撰。我们且看周太史根据筮出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而推断出陈完长大后成为某一国的君王的上宾。而这种推断的根据是通过卦象，坤土，巽风，乾天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导出出国受聘，成为君王的上宾来的。

即这种理论根据，正是通过八卦取象而比类、联想、附会的。虽周太史从《周易》《观》里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一句话里，断章取义出一个光字，更主要的是通过八卦取象里的坤土，巽风，乾天，艮山来推导出出国受聘，成为君王的上宾。周太史单单抽出一个光字，与筮出的《观》与《否》的画符号里的上下八种取象来做推论，所筮问之事情的天机吉凶结果来。不过这吉凶结果，除了所认为是神示出的某卦繇辞外（因起卦时要通过认为能通神的蓍草加数理的比附来起卦），而在解卦时，看似是有占卜师分析出来的吉凶结果（事实上周太史是分析不出来的，任何的从事算卦者通过卦辞也分析不出所问之事的日后吉凶来，这里只是写史者的同样神道设教而已。）似乎又没有了神启的东西。

《周易》一书里用了六十四画符号，是用于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在《观》篇里的画符号是这样的六画道（即六联体)所组成。从六十四画符号被巫史改变成八卦卦学内容后，把六十四画符号也就变成了六十四卦的专有符号。每个卦画符号里都附上了八卦取象。如《观》卦里的卦画符号，已分上下八卦符号了，上卦是谓八卦里的巽卦符号，而下卦是谓八卦中的坤卦符号。我们从《左传》一书里已知春秋时期，已有了八种取象，巽取象为风。坤取象为地。乾取象为天。到《说卦传》里，八卦取象的内容就多了。《乾》卦取象为父，坤卦取象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一家里父母与三男三女也出现到八卦取象中了。这自然是便于筮卜之用。无论取象于多少自然物象，或是取象家庭社会关系，都是为卜筮提供问事的内容。把自然与社会现象均可装进八卦取象中。八卦又分配到六十四卦画里，卜筮上就可为筮出某一卦而根据卦象来推断人事吉凶了。周太史正是通过《观》卦画里的上下八卦取象得出的〝坤土也，巽风也〞的土与风的卦象。而乾里的天，是后人称谓的变卦《否》卦里的卦象。实际是《观》卦中的繇题的否里的卦象。《否》卦画里的上卦是八卦里坤卦，下卦是八卦里的乾卦。若不知这些内容的来历，而读《左传》一书，你就认为周太史讲的是天书，也认为那些筮术就是神，能断出八辈子后的事情。若知道了周太史满嘴里说的风、地、木、天、山是八卦取象，还能认为有何神秘的吗？现在看来，那是多么幼稚的思维。这种比类、联想联出来的所谓人事吉凶之间有道理么？即类比的事情之间有因果关系吗？可对周太史则认为每说出的话来，都是有出处，有依据的。那些依据，不过是通过八卦取象与人事上进行一凡比类、附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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