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呈。”

品析：

这张状子将杨氏自己的籍贯、亲属关系、案情缘起变故交代得简洁明了，案情重点突出，即夫兄姚庚暗起不良之心，将自己卖给乐户（即娼家）。同时，也捎带点了乐户刘清鞭打自己，后来幡然醒悟的经过。而对直接设计拐卖的王媒婆则没有点出恶行，主要是为了让刘清和王媒婆做干证指认姚庚的罪行。状子要求明确，就是“传究科其罪名”。其中，还特别提到“亲胞兄弟，遵父命分居各炊”的表述。在封建社会，没有家长之命，是不能擅自分家各居的。《大明律》卷第四“户律一”之“户役”条中即有“别籍异财”款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当然，其司法解释中也注明了，“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不告则官不究。

一行人赶到涿州，来到州衙门前，正赶上放告（即定期挂牌准予告状的日子）。王婆搀扶着杨氏同到公堂前跪倒，双手举呈状子，口称冤枉。知州刘子云遂接下杨氏的诉状，阅后不觉大怒道：“姚庚凶徒太恶，无理之极。”当即发传票，差衙役张龙、李虎前去拘拿姚庚当堂对质。吩咐杨氏、王氏在班房候审对词。

张龙、李虎私下找到姚庚，告知他杨氏告其私自卖她为娼，王婆见证，买主是刘清。姚庚大惊。两人借机给姚庚出主意，说他们可以私下在州衙上下打点。“我们太爷拿个错，把杨氏、王婆、刘乐户一同治死，一则保你无事，二则泄你之恨，三则也显一显我弟兄的手眼。此乃是两全其美事，不知姚大爷意下如何？”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明代嘉靖时，官府刑狱中的黑暗。两个衙役可谓明目张胆，直言不讳。而且从言语中也可以推论出，以往他们行事，也是把知州老爷拉下水的，所以敢出主意、打保票。姚庚问他们上下打点要多少银两。两衙役说：“官府跟前须得三百银，少了难以讲话。其余门子、管事的、书办等项内外使用，也得三百两。”两衙役基本将要疏通关系的环节都点到了，官府老爷单要三百两，其他人如门子、管事、书办，合起来三百两。

结果刘知州收了银子，把一桩事实清白的案件颠倒黑白，非说是杨氏与刘清私通后私逃，反诬告姚庚。于是对杨氏动刑。众皂役“赶奔近前，把拶子套在杨素婵十指上。刘知州把惊堂木一拍，吩咐一声：‘收！’两旁皂役一收绳”，杨氏昏迷过去。

王婆在一旁，心中不忍，仗义执言说出实话：“太爷，那姚庚私卖弟妇是实，身价三百两，有他亲笔文约，现在刘清手内。刘清一时发了善心，才来太爷台前控告。太爷想情，哪有私逃反来投案告状之理？”面对如此确凿证言，刘知州根本不为所动。反而“将王婆拶起。王婆年纪已老，受刑不过，昏过去了”。

之后又斥责刘清，与杨氏通奸，伤风败化，串通合谋，妄告讹诈姚庚。“本州若不给你一个厉害，大约也不肯实招。”遂吩咐两旁用夹棍对刘清用刑。“众皂役一声答应，近前把刘清鞋袜扒下，以麻辫匝头，脚腕套上三根无情木，知州吩咐：‘收！’两边皂役一拢，刘清只疼得死去活来。”

小说详细描写了大堂上行刑的细节与过程，说明作者对明代的刑狱制度较为熟稔。上述三次行刑，也说明知州徇私枉法、动辄行刑、滥造冤狱的恶劣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杨氏一看王婆、刘清也受了刑，已明白知州必贪姚庚之赃。为不连累他人，自己只得屈招。“刘知州见杨氏屈招，暗喜，遂画了供，吩咐禁卒：‘将她本人收监下狱，姚庚释放回家候传’”这里点明了明代司法中对案件审断完毕后，被告的处理方式：释放回家，但又要随时准备“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