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英接过纸条来,噗嗤一声笑了,越看越笑,越笑声越大,笑气在肚子里不断膨胀,最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没法说话。
贵琴茫然地看着老师,她不知道她的地址有啥好笑的。
终于止住了笑,淑英把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读了出来:“小七,几o5个。小五,几o3个。这是人家借你家鸡蛋的纸条。鸡是个错字,蛋是用一个圈代替的,这纸条写得,还挺考验智商的。”说完又捂着肚子一阵大笑。
全场哄然大笑,贵琴的脸涨得能红,像个下蛋的母鸡,她羞得无地自容:“他家经常来借鸡蛋……”。
淑英努力想控制住自己的笑,可是没办法,她只好擦着眼泪捂着肚子笑着快步走出去。
等笑够了,她才腾出嘴巴:“各位,你们看,认字是多么的重要,会写字,咱们才可以记很多事情,才能常给亲人们写信,要不要好好学啊?”
大笑变成了窃笑,大家都很坚定地“嗯嗯”地应着。
贵琴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个,晚上学的字白天她再复习几遍,还主动向淑英请教。
三个月后结束学习时,她能写差不多六七百个字了。她感受到了识字的乐趣,原来认字是这么奇妙的事,像是一扇从来没有打开的门突然打开了,门里面神秘的花园是那么美。
“你也成了别人羡慕的文化人了。”给她颁发结业证书的时候淑英直夸她。她小心地把课本装好,“以后我会继续学写字。”听她这么说,淑英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新村的扫盲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由之前六成的文盲率降低到三成,年轻人中的文盲比例不超过一成。
文盲主要是老人,和中年男人。男人们知道认字是好事,可是他们爱面子,不愿意称他们看不太起的女人为师;他们更是主要劳力,没有时间精力去上课。
不过他们支持女儿或者媳妇去学;他们认为家里有个人能认字写信就可以了,不必非得自己亲自认和写。
这个隐患使他们一生都在付出代价。
对于淑英的扫盲成果,谢伯伯由衷地高兴和满意。识字和不识字是两个境界,识字的人更好教育,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通过这样的教育,新村人心更齐了。
1953年乡镇改为人民公社,这种村民之间的合作关系使这群人又恢复到先前逃难到关中那几年的状态。
实际上,自1942年冬天这群人在逃难的路上走到一起,他们就是一个高度团结互助的群体。人与人之间高度依赖,高度信任。
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苦难是粘合剂。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小村的组织形式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从来不变。
而人民公社的诞生,好像是为新村人量身订做的一套措施。经历了战乱、天灾之后,新村人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家庭发展的基础,资源共享,互相帮助就成了理所当然。
事实上,新村人在1942年逃难过来之后践行的就是资源共享,互相帮助的模式。他们提前十年自发地形成了人民公社的合作模式。当然,新村人的合作是在自由交易前提下,而合作社则是无条件合作,为国家的大建设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