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免想到艺术生命与俗世生命间的乖张敌意。

美满平静、寿终正寝的人生，与灵感奇崛、撼动心灵的艺术，似乎是不兼容、不调和的。想到海明威、舒尔茨、梵高、奥康纳……他们残败惨烈的人生具有那样高的审美性，似乎正是便于大众在阅读与景仰时施以深长的叹息和感慨……

这样一想，简直就不能正视现今这肥白的、室内的生活，我们所谓的苦楚，只是头脑里的杯水风波。算了，不谈这个，太可笑！一个人，怎么敢去责备命运所配给的苦难份额？并以此为借口去开脱灵感的欠丰？

四

还是说萧红，说她艺术时间之长与俗世时间之瞬。

……然而，我们能不能做一种假设。

假设萧红竟没有死，她竟从那家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里给抢救过来，她健康起来，在战争中幸存，并一直活下去，活到了抗战胜利，继而又活过了国内战争，随后又历经着种种的政治变幻，并侥幸地奇迹般地九死一生，并且，像许多少时苦但老来寿的人一样，她顽强地活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

就那么的，她一直活着，还在写她的东北，写那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难与黑。也许不了，她写香港，写上海。也许她写她自己，写她曾有的爱与将至的爱，写她死去的孩子或新生的孩子。写她不认识的其他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后来这六十年的新“生死场”。又说不定，她去了他国异域，在更遥远的地方，写着她随便想写的什么，她会像是杜拉斯或是莱辛，就算到了晚年，仍用着她最自由最天性最神奇的笔触，追踪世情的苍茫与酷烈——要知道，萧红是个有文学野心的人，她自己在绝笔时甚至写下这么一句：“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当是虚指，但也可视作她的自我期许！

这么一想，马上又要推翻刚才的“拍案称奇”了，忽然感到巨大的丢失感，丢了贵重东西的心悸感——要是她还在，以她二十八、二十九岁时的才情，做一个线性的逻辑类推，想想看，我们的小说史、我们的阅读史、我们中国的文学箱子，乃至世界的文学箱子，丢了多大多贵重的一份好东西啊！

五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她后来没有再写了。历史，总是最为喜怒无常、不讲道理的，有太多的可能性——或许她忽然就索然了、想撂笔了，可能她不得不过起另一种生活了，也可能她竟是完全地写不出来了。我们知道沈从文的，知道丁玲的，知道曹禺的。也或者，她选择完全地成为一个家庭里的母亲了。也或者，随便她怎么样、写了什么或不写什么，到后面，她将被供起来、抬上去了，“被”做起了世纪老人、文学祖母等等，也未可知。

这能够接受，能够想象吗？

故而，从审美上看，从人性与世情上看，她那样的戛然而止，于萧红，于文学，于观者，于评者，于历史，可能倒算是好的。

六

查了查以前的日记，发现我是在八年前才看的萧红，在个人的阅读中，其所占比重实在是小，受她多少影响，或也谈不上。

但好东西就是这样，随时可以看，随时看都不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年纪上看它，它自有它不同的意思。

话题就又回到了时间。在时间这里，萧红的红，是不褪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