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看出来他的喜悦似乎是超过我们这些年青人。都说鲁迅先生沉着，在那天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被喜悦鼓舞着的时候也和我们一样，甚至于我认为比我们更甚。（和孩子似的真诚。）

有一次，我带着焦燥的样子，我说：

“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看看外国作家高尔基或是什么人……觉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点了。并且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也不感到进步……”于是说着，我不但对于自己，就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也一同起着恶感。

鲁迅先生说：“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从这以后，对于创作方面，不再作如此想了。后来，又看一看鲁迅先生对于板画的介绍，对于刚学写作的人，看稿或是校稿。起初我想他为什么这样过于有耐性？而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所常说的：“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

现在又有点犯了这焦燥的毛病，虽然不是在文章方面，却跑到别一方面去了。

看着墙上的那张《七月》的封面上站着的鲁迅先生的半身照像：若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对于这刊物是不是喜悦呢？若是他还活着，他在我们流亡的人们的心上该起着多少温暖！

本来昨夜想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并不这样写法，因为又犯了焦燥的毛病，很早的就睡了。因为睡得太多，今天早晨起来，头有点发昏，而把已经想好的，要写出来纪念鲁迅先生的基本观点忘记了。

一九三七，十，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