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总还没有醒过来。这已经是第五天了。
我们都在外面走廊里候着，医生不让进。吴总这次出事，是我开的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全完了！
第二天，医疗小组的几个教授，一致认为，不能再等待病人自然苏醒，要果断地采取措施，换脑。
换脑是一项重大手术，听说这个医院，在五年前曾换过一次。而且这种手术所必须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机遇，必须要等待一个猝死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死者即将死亡的脑组织取出来给病人换上。
吴总的家属很年轻，还像个孩子，比吴总小四十岁，吴总今年六十五，她才二十五。她原来是吴总跟前管内勤的小秘书。做了吴太太，并不喜欢别人叫她太太，喜欢人叫她小阿芳。小阿芳平时无忧无虑，总是笑嘻嘻的，很甜。院方极其慎重地将治疗方案拿出来，征求家属意见，小阿芳一扭，笑笑，说：“换个年轻一点的好不好？老脑子没啥意思。”
老教授们觉得小阿芳不知轻重，就说：“那要看病人的运气如何，遇到什么样的脑子，就只好换什么样的脑子。这玩艺也不是到处可以捡到的。”
今天一早，我看到医疗小组的几个专家，突然都到齐了。只见医生护士都紧张起来，楼上楼下，忙忙碌碌地跑，就跟要打仗似的。
这几天，我也认得一个小护士。见她从过道那头走过来。我就小声问她，医院出什么事了？
她慌慌地告诉我，说乡下有个小学生，在电线杆下边玩，触了电。送到医院来抢救无效，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医院把吴总医疗方案告诉了孩子家属，家属也同意让孩子的脑子再活一回当官的。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手术才进行完。
那个小护士一出来，我就向她打听手术情况。她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是一位老专家做的。不过要等一个礼拜，才能脱离危险期。
我和小阿芳又在过道里度过无比漫长的七天。
第八天，那个小护士，笑笑地出来告诉我们，说吴总能睁开眼了。
又等了几天。那个小护士十分惊诧地对我们说：“太不可思议了哎！你们吴总能说话了！”
我一听，高兴得直跳，抓着小护士的手：“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吗？只看一眼，求求您了！”
那个小护士叫我们别大声嚷嚷，轻手轻脚地把我们带进吴总的病房。
吴总睁开眼，对我看看，又对小阿芳看看，突然眼一亮，喊：“阿姨你好！”嘴一撇，哭起来，“阿姨，我要回家！”
市庆三十周年，我们宣传科人手不够，从下边借了外老尤来帮工。
老尤个子不高，小鼻小眼，面皮也白。头发向后梳。兰西服，红领带，乍一看，像个研究生。老尤写得一手好字，市庆三十周年有很多的字要写，我们部长才把他弄来的。他在中学读书，就练过柳体，后来又仿毛体。写出来年字特好看，特活。在这一方面，科里那几个大学生，常常感到望字兴叹。所以，他一来，科里写写画画的事，全他包了。
二月，市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首先要在主要街道口，搞出几幅大型宣传牌，宣传画由电脑喷，画面上的字，部长叫老尤写，写好后再扫描进电脑，往画面上喷。过街横幅，部长都不让电脑打，都叫老尤写，老尤那支特大一号斗笔，就跟大扫把子似的，整天龙飞凤舞，写得满街都是老尤的字。市庆结束了，老尤也写出了名，成了全市一号大书法家。市机关里凡是写的字，都送到宣传部来请老尤写，老尤自己也乐意，有时还主动把外单位会标、横幅什么的，拿到科里来写，写好剪好后，还要赔着笑脸给人家送去。人家喜欢得不行，总是一谢部长，二谢老尤。
市庆后不久，市里开人大会，他被派去搞会场。挂会标时，一不小心，从几米高的立梯上摔下来，手腕扭了，肿得像个甜菜头。他说不疼，缠上纱布又干。
平时机关里按在编公务员分下来的劳动、卫生任务，本来没他的份，他却抢着干。他块头不粗，干活特有办法，又利索，一人能干四五个人的活。干完了，有时还主动去帮助别的单位干。
每天打水、拖地、擦桌子这类小事，我们几个还没到班，他就干完了。特别是外出，他都设法把科里的几个头头，服伺得妥妥贴贴。
老尤到宣传部来帮工，时间为一年，合同期一到，就得回原单位去。他是个工人编制，工人与国家公务员编制不一样，现在又没有以工代干的制度，所以，老尤合同期一到就得回到原单位。可是，我们都希望老尤能长期留下来，都希望我们部长去跟市里说说，要个编制，弄个转干指标，解决人家的根本问题。部长当然也不愿意放他走，一连起跑了无数次市领导，才给尤老要了个行政指标。
年底，老尤转正了。
一转正，大家都是国家公务员，一样摔不烂的铁碗，一样旱涝保收的铁工资，见了谁，用不着再点头哈腰，总要先问人家吃了没有。过去，一只手提四五个暖瓶去楼下灌开水，别人没到班自己就先把卫生搞了。他觉得要改正习惯，每天只提自己办公室里的开水，每天只扫自己的地，每天只做自己份内的事。至于写写画画，交给电脑行了。
植树节那天，市机关所有人员到南环路义务植树，每人五个树坑。没一会，老尤就把五个树坑挖完了。部长挖得满头大汗。他想，老尤挖完了，一定会来帮他挖的。可抬头看看，老予将铁锹往肩上一找，跨上车，头也不回地呼呼地走了。部长气得往手心狠狠地吐了口唾沫：“操！不该给他跑这个干部指标。”
“小姐您好！”
朱雅莉刚一推院门，笼子里的那只八哥儿，活蹦乱跳地向她问好。朱雅莉丈夫爱鸟如命，院子里的树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都是挂的鸟笼，黄莺、白灵、画眉……啁啾百啭，争相踊跃，一片生机。一进院门，就像到了绿色和平组织总部。
不过，朱雅莉是记得的，她临出差之前，这只瓦灰色红脖子八哥，只会说您好，才二十几天，咋就会说小姐您好？它看见哪个小姐了？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院子里有女人来过？……朱雅莉顿生疑团。
“开泰！开泰！”
没人答应。
她又喊：“王开泰！人呢？”
“来了来了！”王开泰手里抓着只小鸟，忙不迭地从屋里往外跑。“你回来啦？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举起手里的鸟，“瞧这小东西，腿跌坏了哩，我正给它上点药。哎，你今天就回来了？不是说一个月吗？”王开泰既兴奋又激动的样子，不知是去接女人手里东西，还是继续抓着他那只宝贝鸟。
朱雅莉也不说话，只顾往前走。
进了门，将肩上的小黑包重重地往沙发上一扔，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往下脱手套。脱完手套，然后，把眼往上一挑，说：“咋啦？嫌我回来早了吗？回来得不是时候，是吗？”
王开泰马上一脸狐疑，推了推眼镜，对老婆看看，说：“此话怎讲？”顿了一会，马上又诡秘地一笑，“还早呢，我都急疯了！”说着，就去给妻子倒水。
朱雅莉不喝，问：“这二十多天，你天天上班吗？”
“当然。”
“这么些天，就没有人到我们家来看看鸟哇什么的？”
“看鸟？谁到我们家来看鸟？没有呀？你以为我这鸟是随便让别人看的？你把我的鸟看成什么鸟啦？”
朱雅莉像是自自言语，说：“我看也不是什么好鸟。”
王开泰听老婆说他的鸟不是好鸟，心急，连连往上推眼镜：“怎么不是好鸟？你说怎么不是好鸟啦？都会说人话了。别的人鸟会说吗？”
朱雅莉马上把已经端起来的茶杯，又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是呀，是会说人话，会说小姐您好。您（nin），多亲切！我问你，我不在家的时候，哪个婊子来过？”
“哪个婊子来过？岂有此理。”
“那只八哥没见过小姐，咋会说小姐您好？”
王开泰也认真了：“您污蔑人，根本没这回事，我还没给它教这课，它咋会说这个话喃？我只教它说，‘您好’呀‘再见’呀，，根本没这回事嘛。”
朱雅莉也不跟王开泰争，走到门外，把那鸟笼提进来。
那只可爱的八哥，吓得瞪起圆圆的眼睛，它不知女主人为啥不高兴，马上奉承地说“小姐，您好！”
列车在飞快地向前行驶。
我旁边坐着父子俩，小儿子特可爱，五、六岁，虎头虎脑的。那个年轻的父亲不像是城里人，小个头，说话四川口音。父子俩都像是第一次坐火车，特好奇，特兴奋。火车开得越快，他们越是坐不住。小儿子一会把手伸到车窗外呼风，一会又把那小桌上的水果皮，一块一块地往窗外扔。有几次，还想往小茶桌上爬。
我看这样太危险，就吓唬他：“小朋友，快坐下，别动。你乱动呀，火车就不跑了。”
那年轻的父亲听我说话，就凶他儿子：“快别动，叔叔要看书哩。”
他这样理解我的意思，那我就不再说了，看自己的书吧。
小儿子在他父亲腿上安顿了一会，手脚又开始慢慢地动起来。把一块花手帕送到窗外，风吹得噼噼啪啪地响。他高兴得直叫：“啊！升旗了！升旗了！……”
那个年轻的父亲怕我再说话，就硬拽小儿子坐下。
小儿子不坐。
于是，那年轻父亲就来一手绝的。只见他猛一伸手，摘下小儿子头上那顶红色绒线帽，手往车外一伸，说：“帽子呢？帽子呢？帽子不见！快坐下。”
小儿子吓得脸冷冷的，到处找自己的帽子。
那年轻的父亲说：“快坐下，别动。只要你别动，帽子马上就会飞回来的。”
小儿子一听，就真的不动了。老老实实地坐在他父亲的怀里，两眼愣愣地望着窗外，期盼着自己的帽子能快点儿从窗外飞回来。
其实，帽子并没真扔，只是那年轻的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快，把帽子抓在手里，手往车外一伸，又迅速收回来，放到自己身后。那年轻的父亲，没想到这一着这么灵，竟吓得不听话的小儿子这么乖呆。他一时显得很得意，对小儿子看看想笑。看看，又想笑。怕把小儿子吓坏了，马上哄小儿子说：“好了，你听爸爸喊一、二、三，喊到三，帽子就会飞回来了。一、二、三！”他喊着，手从身后将帽子往出一拿，说，“这是什么？帽子又飞回来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