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能制定“三方布置”者，非有以天下为棋的气魄和胸襟而不能为。要知道，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等于是把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让人。但如果从战略家的眼光来看，放弃这些地盘，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

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可是燕雀不会理解大鹏的志向，目光短浅者不能洞察高瞻远瞩者的思想。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没能实施，他本人也被构陷入狱。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没有放弃关外土地，却重在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强度。

其实，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当然，王在晋也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感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孙承宗走马上任后，朝中局势逐渐明朗，田尔耕论功行赏后，掌管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的总头子。

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

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堪称前无古人，而锦衣卫也因此迎来了最后的高光时刻！

与田尔耕一同晋升的还有许显纯，他拜魏忠贤为父，升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主管镇抚司，其人“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对严刑逼供有一套独特心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

同一时期，魏忠贤终于羽翼丰满，手下豺狼虎豹样样齐全。其中“五虎”“五彪”“十孩儿”“十狗”“四十孙”纷纷登场。

除这些阉党核心外，更有大批文官投身阉党，为虎作伥。

《明史》有云：“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魏忠贤也一步一步攀登上人生巅峰，从一名为避债入宫的阉人，成为敢对阁老颐指气使，如斥家奴的人物。

昔日“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在其步步紧逼下退无可退，最终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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