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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业的兴起，资本在金融天才杜尔生活的时代变成了一场游戏。他的兴风作浪以及小资本的参与，使得资本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和可能。

股市游戏的缔造和兴起

什么是公司？什么是上市公司？什么是股票？什么是ipo？股民们对这些问题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股市是怎么来的，如何在股市赚到钱，恐怕不是每个股民知根知底的。下面我来来详细谈谈说说里面的故事。

股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没有荷兰人，就没有上市公司，也没有今天的股市。荷兰人的血液中似乎与生俱来充满了冒险与赌博精神。“小富即安”的生活在荷兰人看来，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在16至17世纪，随着西方航海理论日趋成熟，荷兰、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揭开了海外扩张的篇章。他们游弋于全球各地，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在各个港口间从事国际贸易。

在东印度群岛一带，很多荷兰人都做着香料生意，但那时香料的价格非常不稳定。若有两条船同时抵达港口，便会导致货物供给过剩，利润受损。为了稳定利润，荷兰商人想出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不再“单干”，而是联合起来成立一家带有垄断性质的公司来从事该海域的所有贸易。

于是商人之间不再竞争，而是相互协调的关系。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公司高层通过贿赂皇室成员，拿到了为期20年的皇家特许执照，用于垄断从地中海到东印度群岛，以及新发现的所有地区的贸易权。

航海带来的收益极其可观，但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对公司来说每一次出海都是一场豪赌。成功了赚得盆盈钵满，失败了则可能倾家荡产。暴风雨、搁浅、染上坏血病、遭遇海盗袭击……任何一次意外事件都会让出资者血本无归。虽然荷兰人骨子里喜欢冒险，但失败的代价过于昂贵，亏损完全让船主承担，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荷兰人很快又想出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建立“有限责任制”，把利润和风险加以分摊。每次出航前，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为本次航行招募资金。在这里，“股东”的概念首次出现了。这些人只负责出资，他们可以既不是船主，也不是商人，目的是分享此次航行带来的利润；当然，如果航行失败了，他们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有限责任”，即意味着损失绝无可能超出自己所投入的本金。

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只面向特定的群体进行募资，他们大多是达官显贵，而募集资金的用途也只限于某次特定的航行。所以每一次出海之前，他们都要募集资金。

随着公司规模的日益扩大，这种“定向融资”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是资金量太低，往往仅够几条船只使用，无法供养一只舰队，更不必说让几只舰队同时出海了。此外，为了防止殖民地居民揭竿而起，东印度公司还需要雇佣私人军队，成本巨大；另一方面，荷兰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许多平民百姓也渐渐富裕起来，民间因而有了大量储蓄，却苦于没有投资渠道让他们“以钱生钱”。好赌成性的荷兰人无法容忍自己坐拥大笔的“闲钱”，却毫无用武之地。

在这种状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胆地改革了融资模式，不再选择特定股东，而是面向全体公众募集资金。也就是说，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这被公认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ipo（initialpublibspoffer，即首次公开募资），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ipo不同于先前以“单次出海”为目的的短期融资，其特点是在于把“公司”和出资者永久性地捆绑在一起。东印度公司向公众发行了一种特别的凭证，这份凭证不仅代表持有者拥有一部分公司的所有权，而且还永久性地拥有利润的分享权。这意味着从今往后，公司每一次出海，出资人都能从中分一杯羹。如此一本万利的好事，谁会拒绝呢？

这份凭证的名字，就叫做“股票”。

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很快就在荷兰民众间掀起了认购狂热，公司从此名扬四海。许多一生连桨也没划过的人，也对公司舰队的一举一动关注有加。

每一次出航，成败不定，股价当然也起伏不平。不过在“好赌成性”的荷兰人眼里，这种刺激无疑是难以抵挡的，他们永远不会爱上一个确定的结果。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ipo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市”用以股票交易。也就是说获取股票的唯一合法途径，只有从上市公司购买，一经购买就无法再转让。在这一时期，人人都是股市“投资者”，而非致力于低买高卖、炒作价差牟利的“投机者”。公众持有股票的目的只有一个——分享公司的成长红利。

试想一下，只要你购买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那么每次航行所带来的利润，便都有一部分属于你！虽然可能会遇见吃人的土著和冷酷的海盗，随时还会遭遇沉船的风险，但毕竟是赚多赔少。公司不少舰队甚至持有皇室给予的私掠许可证，可以“合法地”抢劫竞争者的商船……

到了1669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了。他们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20000名员工和10000名雇佣兵军队。在认购股份的热潮时，公司共释出650万荷兰盾的证券供人认购，当时的10盾约等于1英镑，而1660年的荷兰，一位教师的年薪大约为280盾，仅阿姆斯特丹一地就认购了一半的股份。

那时几乎人人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甚至不乏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民间流传的笑话称：除了被殖民的土著，谁的手上都有股票。现代股民把ipo戏称为“圈钱”，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公司的声望越高，能“圈”到的钱也就越多。

股票二级市场的建立

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ipo获得了充沛的资金，他们是怎样使用这些资金的呢？首先，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启了它的加速扩张之路，其航线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非洲的开普敦（荷属殖民地，最重要的补给港口，苏伊士运河开凿前驶往印度的必经之路），再从斯里兰卡西南部港口加勒，直抵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1619年，荷兰人征服了这座城市，并重新命名为巴达维亚）。

除此之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还进行大量区域贸易，航线四通八达，西起阿拉伯半岛，途经印度，东至中国，甚至在日本也有荷兰人的身影。香料、茶叶、丝绸、瓷器、金银……轻松倒手即可大捞一笔。

荷兰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视股东的回报率。从1602年至1696年近百年的时间里，公司每年的分红高达12%到63%，谁不买它的股票，简直就是傻瓜了。随着股票的普及度越来越高，“东印度公司舰队的下一站将开往哪里”，成了妇孺皆知的话题。

荷兰人对股票的狂热追求，远远超出了东印度公司当初的预期。当然啦，公司发行的股票数目毕竟有限，而且投资者一旦错过发行期，就再也无法从公司那里认购到股票。怎么办？你若真想拥有股票，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其他投资者手中，以高于认购价的价格购买。

于是，“股票二级市场”逐渐形成。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股市——不只是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认购交易，更是出资人相互之间的自愿交易。二级市场诞生后，股票流动性大增，股价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认购价，而是像其他任何商品那样，会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反复波动。

虽然股价变幻无常，但仍然以东印度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基准，因为股票的根本价值是在于能够享受的红利。公司大赚，股价就涨；厄运传来，股价就跌。

所以，股票一经流入二级市场交易，便拥有了灵魂。“公司贸易”和“股票交易”这二者，因此而变得难解难分。好的贸易会让股价上涨；而股价上涨，下一次公司就能以更高的认购价增发股票，从而激励他们下次把贸易做得更加成功。在英文里，“贸易”与“交易”原本就是同一个单词：trade。

股价的飘忽不定，时刻刺激着的荷兰人的敏感神经。在他们眼里，任何价格波动的商品，都可以成为赌具——在这一点上股票堪称完美。于是在如火如荼的股市上，慢慢诞生了另一种人，他们并不钟情于东印度公司的分红，而只关注股价本身的变化。只要能预判行情，低买高卖，就可获利，而且这样的操作每天都可以进行。

因为等待公司的分红，毕竟是在赚“有数的钱”，但如果把交易做好了，其获利的空间可说是无穷尽的！这样的人一般称作“投机者”，英文叫specutor，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思考者”，因为投机者每天都需要思考，纠结于该买还是该卖，不像“投资者”那样“无所事事”，只拿着股票坐等公司发放红利。

拿有数的钱安全，但不多，最重要的是不够刺激。冒险是荷兰人的天性，或许在企业家、航海者和投机者的身体里，原本就流淌着同一种血液。

股市既为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条件，又让荷兰人的腰包越来越鼓。

不久之后，这个神奇的国度就爆发了一轮全民参与的投资狂热。16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带回了一些美丽而罕见的郁金香球茎，引发了举国上下的“郁金香狂热症”。

到了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交换八只肥猪、四只肥公牛、两吨奶油、一千磅乳酪、一个银制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狂热追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他们当时是多么的有钱，而有钱的原因就在于多数人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

接踵而至的结果大家也都猜到了，不久后郁金香泡沫破灭了。东印度公司大伤元气，其股价从鼎盛时期ipo价格的12倍，滑落到只有3倍。

到了18世纪，由于与英国人之间战争不断，再加上国内对亚洲货品的需求量大减，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出现危机，终于在1799年12月31日宣布解散，公司遗址为今天的阿姆斯特丹大学。

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的居民横征暴敛，镇压屠杀，在历史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成功的。发行股票不仅让公司发展壮大，而且所有股东都切实享受着超高回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最重视股东利益的公司。平均每年的回报率为40%，这要是放在今天的股市，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有多少股民真正重视上市公司的分红呢？人们只是把股票当作赌博的骰子，追涨杀跌，“压大压小”，至于公司究竟在用ipo的钱做什么，乏人问津。继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后，许许多多上市公司应运而生，股票交易市场也日益兴盛。

此时此刻，一些不那么诚实的公司发现：只要能上市发行股票，哪怕不做任何业务，一样可以大发横财。重要的不是你能盈利，而是让别人相信你能盈利。

“空手套白狼”的始作俑者，是18世纪初的英国南海公司。

英国南海公司、荷兰郁金香泡沫和北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并称为欧洲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泡沫”这一词始于英国南海事件，预知英国南海泡沫事件的始末，敬请阅读下篇！

第一场金融操纵骗局

疯狂、恐慌、崩溃，这是所有“泡沫”的宿命。因为人性贪婪的弱点，决定了“泡沫”缘起和破灭的悲剧，“英国南海泡沫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

南海泡沫发生在18世纪，英国人似乎没有荷兰人那么恪守赌博的规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海事件与郁金香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用来诈骗股东的阴谋。

英国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是采用贿赂官员的方法拿到皇家贸易特许执照的。这是一家“正宗”的英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受到热捧，并非因为其经营有方，而是因为它和政府之间那讳莫如深的纽带关系。

“不论谁破产，南海公司也不会破产！”18世纪初，随意走进坊间的酒吧，若发现几个人在洋洋自得地吹嘘或攀谈，那么话题十有是南海股票。当年，南海公司垄断了英国对南美洲及太平洋群岛地区的所有贸易，而这两个地区被人们视为拥有无限的商机。得天独厚的贸易优势，再加上它的政府背景，使得英国民众对南海股票的赚钱能力深信不疑。

尽管人们只听说有这样一家能赚大钱的南海公司，谁也没去实地考察过，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公众对它的热情。别人买，就是自己也得买的最好理由，有什么可怀疑的？虽然早就听说过“荷兰郁金香”的美丽传说，但贪婪与疯狂总是会盖过理智与思考。

没有人认为南海公司会重蹈覆辙，因为总是能找到无数理由证明：这次与那次不同，或者英国有它自身的国情和英国特色，郁金香泡沫破灭只能说明荷兰人太倒霉，在大英帝国的神圣领土上，没有理由怀疑南海这家“国企”的实力与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航海革命”时代，股价当然也需要革命！

1720年初，南海公司原始股价约为120英镑，至同年7月，就急升至1000英镑以上。据说那时“政治家忘记政治、律师放弃打官司、医生丢弃病人、店主关闭铺子、牧师离开圣坛，就连贵妇也放下了高傲和虚荣”。

买南海不只是富人的特权，还有为了照顾那些看好南海，却又囊中羞涩的穷人，南海公司大胆推出了贷款买股业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融资融券。投资者自己掏出一成本金，其他九成南海公司可以贷给你，然后你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归还即可。

这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杠杆化操作。只要股价上涨，贷款买股便可大幅放大利润。例如，购买120英镑的原始股，自己仅需出资12英镑，剩下的108英镑以年息10%的贷款支付；半年之后，当股价上涨至1000英镑每股的时候，投资者归还108英镑贷款，外加54英镑的利息，每股净获利润为8746英镑，相对于初期的12英镑本金，利润率高超过7288%！而且只需半年的时间。如果股价下跌，亏损也会以同样的倍数放大。不过这怎么可能，日不落，股价怎么会落？

南海股票所掀起的狂热，也蔓延到其他股票上，引发了猖獗的投机活动。数以百计的股份公司随之涌现，大部分都是混水摸鱼的骗子公司，旨在骗取公众的金钱。

这些被后人称作“泡沫公司”的骗子公司，吸引市民购买股票的手段之一，就是在市场上发布虚假消息，声称正在进行大宗生意，其中一些公司更荒诞不经地声称正在研发“永动机”。而市民仍然盲目追捧，使这些公司的股价连同南海公司股价一同上涨。据悉，这些“泡沫公司”在市场上计划吸纳的资金，竟高达3亿英镑。

事后证明，盲从的英国人并不比荷兰人聪明。这轮狂热从一开始就是南海公司与英国政府精心策划的阴谋。在这场阴谋中，英国政府与南海公司都是赢家，输得最惨的是那些在泡沫顶峰时期接盘的投资者。

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认为“国字号”的公司是最安全的公司。毕竟有政府做后盾，相当于多了一重保障。但事实上，政府担保只能保障它不会轻易倒闭（债券相对安全），并不意味着其股价就不会大跌。

例如，在2009年，美国两大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债券投资者毫发无伤，而股票投资人则血本无归。当政府决定帮助一家公司，敏锐的投资者应该思考这项交易达成的初衷，是有利于政府还是有利于公司。

让我们再回到南海公司。当年，英国政府之所以为南海公司颁发垄断许可证，是为了解决棘手的财务问题。因为1711年，英国政府在与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欠下了5000万英镑的长期债务，这些国债一半以上为英国民众所持有，利率高达7%到9%。如何“赖掉”这些利息，一直是困扰财政部的头号难题。

英国政府曾试图游说民众，告诉他们“国家刚打完仗，处境艰难，资不抵债，爱国者应主动减免利息”。可是老百姓是很现实的，“爱国归爱国，该还的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万般无奈下，时任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灵光乍现。他受到之前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换国债”计划的启发，主张政府帮助建立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允许这家公司发行股票去交换公众手中的国债。当国债悉数落入这家公司之手的时候，一切的条件就都好谈了，政府是希望把利率降低到4%至5%。

这家公司便是南海公司，主要由一些富有的商人组成。当时英格兰银行也对政府提议的股票换国债计划感兴趣，却在南海公司向政府议员的大举贿赂下败北。

1720年1月，南海公司和英国政府达成了协议：南海公司同意从市场收购3160万英镑国债，可接受的利率为5%，但从1727年夏天后，利率将进一步下调至4%，且无条件向政府支付400万英镑，作为获取贸易特许执照的回报；政府则允许公司用增发股票的方式与市场投资者“交换国债”。

这项协议对政府的好处是明摆着的：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由9%减少到5%；但是在“股票换国债”的计划中，南海公司从中能得到什么呢？首先公司的收入现金流：每年从政府那里获得5%的国债收益，1727年后进一步降至4%；其次，公司的支出现金流：每年向股东分发x%的股息，额外支出为一次性向政府支付400万英镑。

由此可以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当股息x%大于5%的时候，该计划显然是在让公司赔钱，因为南海向股东发放的红利，超过了公司持有国债所能获得的利息。南海公司要能从该计划中得到好处，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未来向股东提供的股息回报率低于5%。

国债利率是9%，把它置换为股息不足5%的南海股票……哪一个国债持有者会如此愚蠢？该计划推出伊始，便可认定是一个让公司和政府双赢，百姓吃亏上当的大骗局。

然而骗一个理性的人并不容易。要想让股票换国债的计划顺利实施，必须把公众从“稳健的思考者”，变成“贪婪的投机者”。要做到这点，第一必须运用谎言；其次要想办法使股价快速上涨，而且要让所有人都认为“明天还会涨”。

在贪婪面前，绝大多数人都很短视，甚至是两眼黑，他们对股价总是比股息来得更加敏感。毕竟，如果购买南海股票能一夜暴富，谁会在意9%的固定国债回报率？后来的事实证明，操纵民众并不困难。

首先，南海公司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对“股票换国债”计划的支持减少了英国民众的隐忧；其次，南海公司为自己做了大量的虚假宣传和广告，“买南海，财富来”的口头禅传遍街头巷尾。公司在推销南海方案时还向大众谎称，公司将会在南美贸易上赚取极其丰厚的利润，将来股票持有人将会获得十分可观的股息，使得大众深信不疑。

南海公司的计划在取得御准后不出数星期，就已经成功地向逾半数国债持有人换取债券，使他们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与此同时，南海公司的股价也是节节上扬。

1720年初，标价128英镑的南海公司股价，到了3月便上升至330英镑。4月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已经以每股高达300英镑的价钱售出225万股股票。而到了5月份，南海股价上扬至500英镑，6月升到890英镑，7月的时候更上升到每股1000英镑。尽管股价还会上涨，公司董事仍然在这个价位售出了500万股股票。

疯狂之际，大家都知道南海公司发展前景广阔，能赚大钱，但他们究竟是怎样赚钱的，却没人关心。事实上，南海公司贸易业务平平，它成立于1711年，却推迟至1717年才开展远航贸易，而且一年也只可派三条船前往南美贸易。

如此可怜的贸易，因为1718年英国与西班牙的交恶而中断。所以在1718年之后，南海公司实际上根本没有业务，其利润完全来自增发股票，来自那些追捧南海股票的天真的投资者。这是一家与政府沆瀣一气、欺诈投资者的标准的“皮包公司”。

与郁金香一样，是泡沫就会破灭，最终都将回归它自身的价值。1720年7月，随着热潮的减退，南海公司的股价由原本1000英镑以上的价位急速下滑，局面不受控制。不到两个月，南海公司的股价已跌至900英镑，这时不少知情的内幕人士及时脱身，免却了血本无归的下场。但普通大众来不及脱身，损失异常惨重。

到了9月9日，南海公司股价已暴跌至540英镑。自此之后，恐慌占据了市场，人人想尽办法抛售南海股票。至9月28日，南海股价已暴泻到190镑一股，至12月市值只剩每股124镑了，用崩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南海公司的股价暴跌，致使数以千计的股民血本无归，其中不乏上流社会人士。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爵士，也是南海泡沫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在第一次进场买入南海股票时，曾小赚7000英镑，但第二次买进时已是股价高峰，结果赔了2万英镑才离场。

牛顿感叹道：“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ibspcalcutethetionsofheavenlybodies，butnotthednessofpeople）。

南海泡沫事件，直接推动了1720年欺诈防止法案的出台。之后的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中关于“招股说明书”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原则。

从此以后，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向公众披露其财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欺诈的发生。

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公众之所以相信南海公司没有欺诈的可能，主要是政府的公信力在起作用。因为给予南海公司垄断经营特权的，是英国政府，推动“股票换国债”计划的也是英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之后，国民对长期执政英国的托利党及乔治一世大失信心，致使政府诚信破产。而对手辉格党却因为在事件中成功收拾残局，此后持续主导政坛长达50年之久。

从荷兰郁金香到南海泡沫，我们不难看出，股票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是分享红利的凭证。假设你在股价为100元时购入股票，公司每年分红10%，而银行一年定存利率仅有5%，购入股票是划算的，无论期间股价怎样波动；如果公司没有股票分红，投资者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享受无风险收益。

股市中的老千

股市是公司筹集资金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企业上市，公开向市场出售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以筹集更多的金融资本进行扩张，其交换给予投资者的流动性，使他们能够快速轻松地出售证券。相比其他流动性较差的投资（比如房地产），投资股票无疑更具吸引力。

然而股市发展到现代，其投机炒作的功能早已替代了金融血库融资的初衷。

因为投机是零和游戏（不计算交易成本和税收，亏损的钱和赚取的钱之和为零）。而我们一旦参与这场游戏，就要付出各种费用，于是投资者作为整体而言的最后结果，便可想而知。

为什么？在股场历史上，不“出老千”，单靠“真本事”能做到稳赚不赔的“牛人”寥寥无几。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堪称股市高手，他的一言一行足以影响股价波动，而这一特点又让他赚钱变得更加容易。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首支股票以来，股场老千可谓“豪杰辈出”。由于市场信息极其不对称，普通百姓往往是最后埋单受害最惨重的群体。

而老千最早的乐土，是18世纪北美那片刚刚独立的土地。那时还没有证券交易所，所有交易都在场外进行。股票交易缺乏完善管理的规则，成了“老千”兴风作浪的乐土。也正因如此，股票交易反而发展得如火如荼。

写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是人类证券史上第一位，可能也是最大的“老千”，几乎以一己之力操控了当时的整个股票市场，从热情到疯狂，从疯狂到灭亡……他叫威廉杜尔，他可以说是股票交易史上最早的“老千”和内幕交易者。

杜尔1747年出生于英国，他父亲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位种植园主。早年时，杜尔曾在西印度群岛经营父亲的房地产业，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宣传、会计、营销、讨价还价无一不通。尤其重要的是，杜尔对市场行情有着令人惊羡的敏锐嗅觉，在他手上鲜少积压卖不掉的存货。而经营地产业，当然免不了跟政客打交道，这也让他在年轻时就锻炼出一套如何与政府官员斡旋的本领。

房地产业让杜尔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后来选择定居纽约，专门从事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的业务，所获利润十分可观。但是，这根本无法满足杜尔成就一番大事的雄心。

不久，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杜尔坚定地反对英军。在战争中，杜尔凭借其超凡的经商能力做着向大陆军供应物资的生意，藉此大发横财。杜尔卓越的商业天分引起美国将军威廉亚历山大的关注，甚至将爱女凯瑟琳亚历山大许配给他。杜尔从此过上了奢华无度的王室生活。据说他们家族每日晚餐的餐桌上，至少摆有15个品种的名酒。

1789年，美国财政部正式成立，第一任财政部长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财长助理的位子仍然空缺。汉密尔顿与杜尔私交甚笃，他非常看重杜尔的商业才能，但对他的投机嗜好颇有顾虑。经过再三权衡，汉密尔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职位留给他，因为就能力而言，实在是找不到比杜尔更适合的人选了。

杜尔应允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肥差，心里当然乐开了花。汉密尔顿的这一人事安排，无异于让黄鼠狼去把守鸡舍。那时的杜尔，兴趣早已由传统贸易转向新生的股票市场。敏锐的商业嗅觉、强大的影响力、超凡的勇气……杜尔缺少的只是一个能获取内幕消息的途径。财政部助理的位置正好给了他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绝好机会。尽管联邦法律明令禁止财政部官员从事任何证券投机活动，但是在杜尔眼中这条法令犹如一纸空文。

接下来的几年，是杜尔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在财政部内他广结关系网，搜集各类信息，在股票市场上永远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赚大钱的永远是他，散户们则疯狂追随，希望借助他分一些“残羹冷炙”。

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信息披露制度，谁拥有信息的先知权，谁就拥有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财长助理的位子我可不能白坐，坐一年就要捞一年！”或许就是从他开始，老百姓才发现公务员的隐性收入不仅仅是贿赂，这个位子的含金量高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当然，汉密尔顿对此也并非毫无察觉。他在1790年曾致信杜尔，劝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但是，面对巨大利润的诱惑，杜尔对汉密尔顿的警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

聪明反被聪明误！

1791年底，市场上盛传合众国银行要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其变成合众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但是谁也不能确定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当然，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最先获悉消息的一定会是杜尔。

杜尔依靠广袤的消息来源，使他认定这是人生难得的一次投机机遇，其他富豪也表示了与他合作的意愿。很快，杜尔与纽约富豪亚历山大麦科姆达成了为期1年的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由麦科姆出资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杜尔则凭借其从财政部获得的各种内幕消息，以及他自身的投机天分，从中分享50%的利润。杜尔用麦科姆的资金购入大量纽约银行股票，以期在消息证实后大涨。

不过，在银行合并的事情上，即便神通广大的杜尔，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杜尔始终担心一旦消息落空，这笔钱就打水漂了。然而狡猾的他很快便想出了一个完全之策：如果我再找一个人合作，用他的钱反手做空纽约银行股。不就相当于上了一个双保险吗？

所谓做空，是指卖出自己没有的股票（可以先从别人那里借），然后立即抛出，待股价下跌后再买回来（还给别人）。也就是说，做空是一个在股票下跌中获利的过程。例如，某支股票的当前价格是30元，你预计一个月后该支股票会跌到20元，那么你可以先从别人那里借1000股，随即抛售获得30000元现金；若一个月后股价真的跌至20元，你只需要以20000元现金，便可以买回那1000股，然后还给别人。这样一来，你净获利润10000元。当然，借别人的股票得支付利息，但是相对于10000元的获利，这些成本不过是九牛一毛。

做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高端的交易技巧，绝大部分人根本不理解，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股价下跌还能赚钱。不过，做空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你看错方向，股价不跌反涨，那么当众人欢呼雀跃的时候，就只有你自己“潸然泪下”了。

说干就干。杜尔在帮助麦科姆“做多”纽约银行股的同时，自己却偷偷摸摸地“做空”这支股票。他还说服纽约另一个富豪利文斯顿家族，一起加入到他做空者的行列中。尽管杜尔费尽口舌讲解，利文斯顿一家人还是对“做空”这个概念一知半解。不过因为杜尔声名远扬，又是在政府工作的“线人”，他们对杜尔的判断毫不怀疑。

杜尔所采用的这种双向策略，现代金融称之为“对冲”。杜尔大概也是股票史上最早采用“对冲”策略的人。有人或许纳闷儿：“一头儿做多股票，另一头又做空股票。这算什么策略？不管股价涨还是跌，都是一头儿赚，一头儿赔。最后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杜尔不是傻子，当然不会做无用功。这里的关键在于：杜尔是在用别人的钱玩对冲，即我们现在常常说的opotherpeople’sney）。他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

“如果合并真的发生，那么纽约银行股会暴涨，赚来的钱我和麦科姆对半分，利文斯顿就让他倒霉去吧，亏损由他们自己承担；若合并落空，股价大跌，那么我就和利文斯顿家族分蛋糕，麦科姆就自己认栽吧，我只跟你说分享50%利润，没跟你说过承担你50%亏损。”

“亏损全是别人的，赚了一部分归自己”，这就是op—这也是现代投资银行屡屡赚钱的真谛，是一场风险与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游戏。

原本这是个天衣无缝的“无风险获利法”，但结局颇有戏剧性。由于杜尔和麦科姆的合作在明处，而与利文斯顿的密谋在暗处，公众只知跟着杜尔买进纽约银行股，于是股价越追越高，合并的消息还未传来，股价早已暴涨数倍。

“跟着杜尔，没错的！”市场大批投机者跟风，其规模之浩大远远超出杜尔的想象。令杜尔都坚定地看多了，他还认为：相对于纽约银行，其他银行的股票处于“价值洼地”，更具投资价值。于是，他借来大笔资金买入其他银行股，如百万银行。

此时，“做空”纽约银行股的利文斯顿家族坐不住了，他们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杜尔错就错在低估了利文斯顿家族的实力，在老虎头上拔毛，但是想让它轻易罢休并不容易。

为了扭转局势，利文斯顿家族开始大量从银行提取黄金和白银，同时迫使银行实行信贷紧缩。在这些举措之下，银行利率很快就飙升至日息1%以上。信贷紧缩使纽约银行与其他各银行的股价一泻千里。杜尔虽然在纽约银行股票上做了“对冲”，可是他还大量举债“做多”了许多其他银行股，这些股票一下跌，就唯有认赔了。

祸不单行。与此同时，财政部的审计员发现杜尔还从财政部的账上挪用了238万美元。财政部正式起诉杜尔，要求追回这笔款项。时运急转直下的杜尔开始四处借钱，试图补上这个大窟窿。

墙倒众人推，此时谁会借钱给他呢？很快，杜尔便因挪用公款和欠债不还而锒铛入狱。之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股价一泻千里，众多的投机客在此轮狂潮中，输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衫。杜尔，这位股市操纵者也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余生。

现代经济学假设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完全的世界里，且所有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众所周知，真实世界并非如此，甚至恰恰相反。杜尔可算得上是真实世界中极少数既具有较完备信息、行为又相对理性的人，他利用特殊的职务便利，获得了比其他投机者更全面、更准确、更及时的各种信息，同时，他又具备丰富的投资和投机经验，且对市场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即便如此，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也无法做到完全冷静，贪念最终战胜了理性。

人可以一事投机，但不能事事投机；人可以投机一时，千万不能投机一世。

但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看着别人的伤疤自己不疼。别人的教训未必会对自己产生作用。即便是自己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教训，时间长了，形势变了，可能也会被淡忘。面对人类这与生俱来、且将世代延续下去的非理性，唯一的对策就是建立完备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唱多派和唱空派的博弈

证券市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证券市场的形形色色人物，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有普通投资者，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也有像杜尔这样的政府官员寡廉鲜耻利用职权之便进行股市投。1792年杜尔的投机失败，很快在北美股票市场掀起一次大恐慌。

杜尔入狱的消息一经传开，股市便开始加速下跌。第二天，仅在纽约那片并不大的金融社区里，就发生了25起破产案。金融市场可谓一片狼藉。

一个杜尔的破产就摧毁了整个市场，什么原因呢？纽约的股票经纪人后来意识到，这与无序的场外交易有关。在杜尔那个年代，美国没有股票交易所，也没有所谓的证券从业资格认证，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股票经纪人。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

首先，股票价格谁说了算？没有交易所，没有报价牌，股票价格完全由买卖双方相互商定，这是场外交易的特色。但讨价还价也总得有个参考价吧？于是，普通股票交易者往往会参考“权威”。比如，杜尔买这支股票出这个价，人们便会在这一价位上谈交易。在场外交易中，“主力”起到了价格标杆的作用。当然，这也为其操纵股票价格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谁能保证经纪人的信用？通常来说，股票经纪人发挥着两个作用。一是作为交易中介，找到股票的买家和卖家并撮合成交；二是提供市场信息。最重要的是市价，买卖双方需要知道一个价格区间。例如经纪人可能会告诉你，前一笔交易杜尔出了这个价，你至少应该出多少钱，以及这支股票近几日的成交量和换手率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