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我还真没有太多的概念，生平对福建的印象只有一个莆田南少林和鼓浪屿。我一路上都在问太乾此行的目的地是福建的哪里，他都避而不答，这样的气氛着实尴尬。我时常在想，如果这时候有金锁在的话，氛围肯定会大不同的。当我们离开那里没多远，就见到有一个牧民骑着一只牦牛，远远往这边眺望，他的身边还有两只牦牛正在那里相互依偎。

我们走上前去，太乾冲那个牧民一招手，牧民就让我骑上了这只牦牛。看得出来，这是一早太乾就准备好的，在这种高寒的气候下，牦牛比汽车要好使得多。不过从他仅准备了两只牦牛来看，他并不打算带上其他人。我那时还在天真的想，太乾不会要绑架我吧？如果他真有这种歪心思的话，我恐怕会被冠以“史上最蠢绑架案受害者”的称号，因为犯罪嫌疑人只是一句话，我就乖乖跟着走了。不过太乾多次舍身救我，我也知道自己这是瞎想。

这种微微掠过的恐惧感很快给骑牦牛的兴奋感冲没了。牦牛高大敦实，威风凛凛，在这种人类很难政府的高原山地之中，它如履平地。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骑乘过很多动物，驴、马、水牛、大象……但牦牛无疑是最舒服的一种。

在牧民的引导下，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村子。虽然说距离废弃的兵站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但是真正只靠人类自己走过来的话，山路崎岖加上对道路的不熟悉，少说也要走个三四个小时。我倒有点儿佩服太乾了，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找到的这个村庄，还能跟这里的牧民谈好价钱，让他赶着牦牛去接我们。

这是一个藏民村，只有一个不大的小诊所，说是诊所，其实也就是类似于行脚医生那种，还是典型的藏医。行医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藏民了，看上去和蔼可亲，也许是临近旅游区的缘故，他能依稀地说上几句汉语。也幸亏我对自己的伤口做过紧急处理，伤情没有恶化。老藏医帮我换了药，又帮我熬了一些藏药。晚上，我们便住在了这个老藏医的家里。

守着昏黄的灯光，我躺在榻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不是因为伤口的疼痛感，只是对一些事情的不理解。太乾坐在那里，正在擦拭自己那对儿金银短剑。我知道无论问他什么他都不会说了，现在我自己的脑子也很乱，想不出合理的逻辑性来诈他。

这种情况下，两个大老爷们儿共处一室却谁也不说话，气氛怪怪的。我只好故意逗他：“我不跟你去福建行吗？”

太乾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极为冰冷地吐出了两个字：“随便。”

这个回答倒令我有些惊讶，翻身而起：“真的？”

“嗯。”太乾专心致志地擦拭兵器，与我的对话显得很应付。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那你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我很讨厌这种被人威胁的感觉，没好气地说：“行啊，想让我去，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怕小子拒绝，急忙好言相求：“一个，就一个，行不行？”

太乾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我。那种眼神平静如水，如一泓清水，只是让人觉得安静祥和，此外再无其他。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种眼神，我的心情突然安静了下来，就像是一个哭闹不止的宝宝听到了催眠曲一样。我心情静谧了许多。

“睡吧。”太乾关了灯。

我在这个村子里将养了一星期左右就康复了，除了还有几处伤痕需要换药，大部分都已经结疤了，完全可以自己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太乾失踪了一天，临走前还叮嘱老藏医看紧我，不要让我到处乱走。第二天太乾回来的时候，是开着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所驾驶的那辆路虎！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竟不由得捧腹大笑，我仿佛看到了金锁和老赖找不到车，焦急地团团转的场景。这俩人身上都不干净，一定不敢报警，看样子，他们只好哑巴吃黄连，破财请黄宪章找当地的牧民带他们出来了。想到这里，我很不厚道地笑了：也好，好好治治这俩财迷。

就这样，我和太乾轮流开车，从昆仑山顺利返回了景洪。不过一到景洪，我回到自己店里的时候，却找不到当初传真给我的那份报纸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随手放在哪里不记得了吗？我本来想仔细看看十二位科考队员的名字，但是现在却不可能了。我急忙联系上了北京的朋友，请他帮忙再传真一份给我。仅过了一天，他打来电话，说那份报纸在上个礼拜被人借走了。我有点儿失落，看来没有一个月，我是见不到那份儿报纸了。

我们在景洪又休整了半个月左右，这才敲定了去福建的具体事宜。期间，太乾还将花老大抢走我的那枚龙牌给了我，我盯着那枚龙牌，心想这太乾究竟何许人也？战神么？我们在察合台汗国的经历九死一生，那鬼地方去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了，他竟能在里面来去自如，还将我失落的东西都找了回来。但这些我也懒得去问了，反正问了他也不答。倒是金锁和老赖，我在景洪特意多停留了一段儿时间，想等他们回来的。但是半个月过去了，都没见到他们的人影。相熟的几家店的店主几乎天天来问我老赖去哪里了，说他们手里的货全压住了，正指望找老赖脱手呢。我决定尽快去福建，也是被这群人烦得不行了。

订了两张机票后，我给韩笑留了个信儿，跟他说等金锁回来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那你去哪儿？”韩笑问我。

“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