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揭橥了这两个主张，随时发点议论，此外关于中国的文学思想等具体问题也讲了些话，这是违反我从前说过的话的，因为在多年以前我声明将文学店关门了，现在却再来讲话，莫非又觉得懂得了文学了么？这其实是并不如此的，文学仍旧是不懂，但是本国的事情不能毫不关心，而且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一般文学问题可以推说不懂，若是关于中国的事情多少总是有点了解的，这样便忍不住来说几句话了。

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依了年月的次序写来是这几种：

一，《汉文学的传统》，民国廿九年三月。

二，《中国的思想问题》，三十一年十一月。

三，《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三十二年四月。

四，《汉文学的前途》，同年七月。

其中一四两篇，所说也就是那一套，但题目称汉文学却颇有点特别，因为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将这来代表中国文学。在《汉文学的前途》后边有一篇附记道：“民国廿九年冬曾写一文曰‘汉文学的传统’，现今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读者之意，今说明一句，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却大可珍重。我们繙史书，明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纪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语汉字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学上正够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表扬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在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认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必先树立了民族文学的根基，乃可以东亚文学的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关于文人自肃，亦属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于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从略。七月二十日。”

这两篇关于汉文学的是我比较注重的文章，在三十三年十二月给一种期刊写的《十堂笔谈》里也重复提起，起头的两节便是汉字与国文。第三篇的两种思想，无非是将那民为贵与君为臣纲对立起来，构成一篇讲演，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二篇，即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因为我之所以得到那“反动老作家”的徽号，正因这篇文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