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反动老作家二

我于卢沟桥事件的前半个月前，在《国闻周报》上面发表《日本管窥之四》，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但是在后期著作里却仍写有十篇以上的文章，谈及日本的风俗，名物或是书籍的，其中比较特别的乃是一篇《日本之再认识》。这是一九四〇年值日本所谓建国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文化振兴会于募集纪念文之外，又特别指名征求，赠送艺术品为报酬，我于不受酬的条件之下，答应了这要求。那是很可笑的一篇东西，因为实在乃是抄袭《日本管窥》而成的，将其二的上半接品了其四的下半，结论仍旧是日本国民性不可解，归结到宗教上去，换句话说即是感情超过理论，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这个结论我至今还是相信，战后的新兴宗教风起云涌，固然是个证据，战前的什么大本教和天理教也更是兴旺了，社会上横行着右倾团体实在都是宗教的狂信者。我那篇文章本来是应教的八股，理应大加颂圣才对，但是不单是没有做到，而且意在讪谤，情罪甚重，怕有什么问题么？可是想不到这却是接收了，而且还承他们居然印了单行本，过了两年却在那《中国的思想问题》上发生了问题，触怒了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于是轩然大波起来了。那个日本军部御用文人在答覆我的信中说，“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那么那篇《再认识》的意义未始不觉察，只因是自己请求我写的，不好翻过脸来，只好哑子吃黄连了，但是这回却有不同，所以不禁暴跳如雷，高呼“扫荡中国反动老作家”了吧。

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本来这种驴鸣犬吠的运动，时至自会消灭，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当时听了觉得很是讨厌，所以决意来加以打击。文章起头说：

“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

这个中国固有的思想是什么呢？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它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以下是我的照例的那一番话，引用孟子的“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两段，接下去是焦理堂在《易余龠录》里的话：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色好货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将这个意思提高上去，则属于最高的道德，便是仁，放低了便属于生物学之所谓求生意志，这原是人类所同，但是在圣经贤传里那样明确表示的，如《礼记·礼运》中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那却是中国所特有的了。为的贯彻求生意志，使得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这便是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胁，那也就起来抵抗，这就要乱的一团糟了。大意就是如此，可是这激怒了敌人，因为这里边有些平稳的话在他看去是大不平稳，与大东亚建设的理想不能并立，非加以打倒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