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九爱罗先珂下

爱罗先珂（eroshenko）这是他在日本时所使用的姓氏的音译，比较准确的写“厄罗申科”，因为找好看字眼所以用了那四个字，其实他本姓是“牙罗申科”，因译音与日本语的“野郎”相近，野郎本义只是汉子，后来转为侮辱的意义，并为男娼的名称，所以避忌了。他的名字是华西利，不过普通只用他的姓，沿用日本的称呼叫他做“爱罗君”（ero-sang）,——日本字母里没有“桑”字音，只有“三”字，但在称呼人的“样”字的发音上，却往往变作“桑”了。他是小俄罗斯人，便是现在的乌克兰，那里的人姓的末尾多用科字，有如俄国的斯奇，如有名的小说家科罗连珂，还有新近给他做逝世一百年纪念的谢甫琴柯，都是小俄罗斯的人。——关于谢甫琴科，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写《艺文杂话》十三则，登在绍兴的《民兴日报》上，其第二篇是讲他的，曾以文言译述其诗一首，今附录于下：

“是有大道三岐，乌克兰兄弟三人分手而去。家有老母，伯别其妻，仲别其妹，季别其欢。母至田间植三树桂，妻植白杨，妹至谷中植三树枫，欢植忍冬。桂树不繁，白杨凋落，枫树亦枯，忍冬憔悴，而兄弟不归。老母啼泣，妻子号于空房，妹亦涕泣出门寻兄，女郎已卧黄土陇中，而兄弟远游，不复归来，三径萧条，荆榛长矣。”

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四日到京，寄住我们的家里，至七月三日出京赴芬兰第十四回的万国世界语学会的年会，我同内弟重久和用人齐坤送他到东车站，其时离开车还有五十分钟，却已经得不到一个坐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辆教育改进社赴济南的包车，其中有一位尹炎武君，我们有点认识，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应，于是爱罗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这是很可感谢的。到了十一月四日，这才独自回来了。十二月十七日北大纪念演戏，就发生了那剧评风潮。第二年一月廿九日利用寒假，又出发往上海去找胡愈之君，至二月廿七日回北京来，但是四月十六日重又出京回国，从此就再没有回到中国来了。爱罗先珂在中国的时期可以说是极短，在北京安住的时间一总不到半年，用句老话真是席不暇暖，在他的记忆上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他给青年们有多少影响，这都很是难说，但他总之是不曾白来了这一趟的。在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里边，便明朗的留下他的影象，这是一九二二年发表于十二月号的《妇女杂志》的，可能写这篇小说的时期还要早一点吧。爱罗先珂嫌北京的寂寞，便是夏天夜里也没有什么昆虫吟叫，连虾蟆叫都听不到，便买了些科斗子来，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掘了来种荷花的，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他又怂恿人买小鸡小鸭，都拿来养在院子里。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它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它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