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三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第一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枪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有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以后遇见章士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的屈伏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大学当局，却不能就这样就轻轻的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空的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答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鼎鼎大名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句话说就是太蠢笨。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么？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的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要说现今是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自己糊涂。我根据了这样的妄想，贸贸然往女子学院去上课，结果是怎样？法学院学生声明不讲法不讲理，这在第一点上证明我是愚蠢，但我还有第二点的希望。我看法学院学生忙于剪电话，忙于把风，觉得似乎下文该有官兵浩浩荡荡的奔来，为我们解围，因此还是乐观。然而不然。我们侥天之幸已经放出，而一日二日以至多少日，军警当局听说是不管。不能管呢，不肯管呢，为什么不，这些问题都非我所能知，总之这已十足证明我在第二点上同样的是愚蠢了。愚蠢，愚蠢，三个愚蠢，其自投罗网而被拘禁也岂不宜哉。虽然，拘禁固是我的愚蠢之惩罚，但亦可为我的愚蠢之药剂。我得了这个经验，明白的知道我自己的愚蠢，以后当努力廓清我心中种种虚伪的妄想，纠正对于教育与法律的迷信，清楚的认识中国人的真相，这是颇有意义，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一点儿代价算不得什么。我在这里便引了《前门遇马队记》的末句作结：

‘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这是被囚以后的第六天所写，在这几天里头我们几个人分班去找北平的军政要人，有人专找商震，我则同三四个人专门访北平大学，问有什么解决办法。那时是北平大学总管华北教育，任这重要职责的是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我们着实不客气的追问他，特别是沈士远，他说没有办法，便质问既然没有办法管，那么为什么不辞职呢？这样的逼他，却终于没有逼出一句负责的话来，我那时的印象便是十足的泥塑木雕，这大概也是一种官僚气，不过是属于消极的一方面就是了。有时候乘夜去访问他，客人种种责难，主人还是必恭必敬的陪着，直至深夜并无倦容，觉得实在无法可想，这其时新校舍渐有着落，所以还是我们方面知难而退，不敢再去找他们了。不过老实的说，这北伐成功后的教育家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不大好，正如法学院学生所给的印象不大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