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五去乡的途中二

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

“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歛的时候亲丁都藉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歛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

“暂且由我来当临时的孝子也罢。”次日他的儿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联，那时就给他杂凑道：

“数十年鞠养劬劳，真是恩并昊天，至今饱食暖衣，固无弗尽由慈荫。廿余日淹留床箦，遽尔痛兴风木，并此啜粟饮水，亦不容长报春晖。”我自己也做了一副，于第三日送过去，其词曰：

“白门随侍，曾几何时，忆当年帷后读书，窃听笑言犹在耳。玄室永潜，遂不复返，对此日堂前设奠，追怀謦欬一伤神。”他的一生纯是为假道学所害，在南京的时代尝同伯升给他起一个诨名是“圣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得要领，实在可以当作他的谥法用了。我于三月廿七日由绍兴起程往宁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随于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