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一〇四去乡的途中一

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逷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于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