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享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安市城的高句丽遗民发生叛乱，占据城池。高侃率兵平叛，击破叛众，收复安市城，高句丽人的第二次叛乱又被平定。

趁大唐军队忙于平定高句丽叛乱之机，新罗王金法敏出兵进攻百济故地，即大唐的熊津都督府，于咸享二年攻克府城泗沘城，占领熊津都督府辖境的大部。贪得无厌的金法敏还不满足，把流亡新罗的高句丽叛众当成马前卒，帮他进攻高句丽故地。金法敏收留了安舜，划了一片土地，让安舜建立报德国，封安舜为报德王，为安舜提供兵甲粮草，令其侵扰高句丽故地。

新罗忘恩负义，侵占百济故地并指使高句丽叛众袭扰高句丽故地的行为，令大唐朝廷震怒。咸享二年，公元六七一年，李治起复因大非川之败而被贬的薛仁贵，率水师进攻占领熊津都督府的新罗军队。薛仁贵太不争气了，先是疏于防范，运送军粮的七十余艘漕船被新罗军队击沉，后又在白江上被新罗水军打败。新罗军队乘势把百济故地全部纳入新罗的版图。李治一气之下，把薛仁贵流放到象州。

咸享三年，公元六七二年，大唐朝廷派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进驻平壤城。稍事休整后，大唐军队渡过浿水，向侵入安东都护府境内的高句丽叛军发起猛攻，攻克韩始城、马邑城，兵临白水山。新罗发兵数万增援高句丽叛军，与大唐军队在白水山展开大战。大唐军队奋勇出击，一举击溃新罗军，斩首五千，生俘两千，新罗败兵退保白水城。

白水城是叛军的前沿重镇，驻扎有重兵，强攻难以奏效，高侃与李谨行商议，采取诱敌出城，野战围歼的战术。李谨行部在石门设伏，高侃率一万人马进逼白水城。白水城中的新罗军和叛军联军欺负高侃兵少，出城逆战，高侃诈败，把新罗军和叛军联军诱至石门。李谨行伏兵突出，高侃挥军反身杀来，新罗军和叛军联军大败，被斩杀一万多人，大阿飧晓川、沙飡义文、阿飡能申、一吉飡安那含等大将战死，大唐军队乘胜攻占白水城。

此次征讨沉重地打击了高句丽叛军的势力，其余众退守到瓠芦河以西地区苟延残喘。大唐军队因为天气严寒而暂时还军。

第二年，也就是咸享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大唐军队再次出动，由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率领，进攻高句丽叛军。闰五月，大唐军队渡过浿水后，李谨行把妻子刘氏留在伐奴城，自已率部向瓠芦河挺进。高句丽叛军引靺鞨军队进攻伐奴城，意图让李谨行回兵求妻，放弃对高句丽叛军的进攻。李谨行不为所动，继续前进，刘氏亲自披甲上阵，手持弓箭，与留守伐奴城的军兵共同守城。元帅的夫人亲冒矢石守城，军兵士气大震，靺鞨军队久攻无果。而与此同时，李谨行指挥部队向高句丽叛众发起总共，一战而破之，斩馘过万，生俘数千人。高句丽叛军几乎被荡尽，少量残部逃奔新罗。听说高句丽叛军已灭，围攻伐奴城的靺鞨军队解围而去。通过这一战，大唐军队收复了全部高句丽故地，平叛战斗获得全胜。

高句丽叛众本想借助新罗的力量实现复国的梦想，从来没想过金法敏根本就是把他们当枪使。这杆枪失去利用价值之后，新罗王一点情面都不跟他们讲，收回让他们建国的土地，给安舜赐姓金，把高句丽遗民迁徙到新罗南部。若干年后，高句丽遗民被新罗同化，高句丽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高句丽的叛乱虽然平定了，但新罗还没受到教训，如果就此罢手，新罗会得寸进尺，大唐的东部边境永无宁日。大唐朝廷决意对新罗用兵，迫使其屈服。

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正月，李治下诏，削去以前授与新罗王金法敏的鸡林州大都督府都督之职，任命当时生活在长安的金法敏的弟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新罗王，任命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部管，率兵讨伐新罗。

刘仁轨率领大唐军队走陆路，从北面进攻新罗，命靺鞨兵浮海进攻新罗南境。得到大唐军队和靺鞨军队前来进攻的消息，新罗军出动九军迎战。大唐军队一路攻城略地，先后攻克石岘城、道临城、牛岑城，进围新罗北部重镇七重城，力战克之，斩获甚众。与此同时，进攻新罗南境的靺鞨兵攻克阿达城、赤木城、大杨城、童子城。金法敏派大阿飡彻川等率兵船一百艘，迎战靺鞨水军，靺鞨水军连胜之后骄傲轻敌，戒备松驰，被新罗军队偷袭，大败而逃，战死者约两千人，溺死于瓠卢河、王逢河者不计其数。李治下旨，召刘仁轨引兵还朝，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驻于新罗的买肖城，继续对新罗进行打击，三战皆捷。

战事至此，新罗败多胜少，尝到了跟大唐作对的苦果，大唐军队因为靺鞨败走、留驻新罗的军队数量有限，难以取得大的战果，双方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金法敏被迫遣使入贡，上表谢罪，李治也意识到不可能彻底灭掉新罗，便借坡下驴，接受金法敏的谢罪，赦其前罪，复其官爵，没有追还被侵占的百济故地。

金法敏虽然认了罪，侵扰大唐国土的行为却没有停止，只是减小了规模，改鲸吞为蚕食。吐蕃的势力越来越大，大唐难以东顾，在朝鲜半岛只能采取守势。仪凤元年，公元六七六年，大唐把安东都护府治所从平壤城迁到辽东城，浿水以南的高句丽故土逐渐被新罗占领，双方以浿水为界，平壤城成为大唐在半岛上最南端的城池。

事实证明，先灭百济后灭高句丽的战略是绝对错误的。大唐于公元六六〇年灭亡百济，扶余扶信于六六一年发动叛乱，唐军花了三年的时间平叛，至六六三年才占稳百济之地，到六七三年百济全境被新罗占有，大唐只占了十年的时间。又是死人又是耗费甲仗粮饷，大唐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如果当初只灭高句丽，保留百济，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当时新罗的力量比百济稍强，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必然向百济报仇，百济若想得以生存，只能归顺大唐，求大唐保护。大唐从中调停，命令新罗不得进攻百济，新罗不敢不听，因为以新罗的力量，绝对抵挡不住大唐军队和百济军队的南北夹击。

刚刚平定百济的叛乱之后，大唐朝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封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百济王，让他回百济故地安抚百济民众，并让金法敏跟扶余隆盟誓互不相侵。可是百济迭经战乱，实力大衰，而新罗北面又有与大唐为敌的高句丽，大唐难以有效地支援百济。反观新罗方面，高句丽连年受到大唐的进攻，再也没有力量威胁新罗，新罗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百济。在这种情况下，扶余隆畏惧新罗，在镇守百济故地的大唐将领离开后不久，也离开百济，返回长安，以百济牵制新罗的意图遂告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