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来的路上，江抗安慰花靖芳：‘有这点钱，也够生活两三个月了，那也不是长远之计，做点小生意吧！’。花靖芳冷冷地说：‘做生意？要是能做，早就做起来了’。江抗说：‘妳叫我说妳什么好？，说重了，又怕妳接受不了’。他接着说：‘妳们家里要放下小姐太太的架子’。
花靖芳撅着嘴说：‘你说怎么放下？’。江抗看她不高兴，他说：‘你看我爸我妈，那是十足的农夫村妇，你能看出我爸、还是个大学生吗？，我妈也是专科，家里也是很殷实的’。
花靖芳说：‘天理良心，现在成了这样子，还有什么架子哟？’。
江抗说：‘做点小生意吧！，别人知道妳经济上有困难，就会同情妳，弱者嘛！，这样也好向上反映，生活费少了’，妳看我爸，有时还到猪市、牛市去捡牲口拉的屎，一看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哪有什么架子呢！，妳妈可以卖点，花生瓜子，火柴香烟嘛！，一天总能赚两三角钱，一个人的生活就解决了。
花靖芳说：‘你说得容易，让不让你做、也是一个问题，摊子摆哪里？’。江抗说：‘现在是脸面和肚子的矛盾，要想吃饱，就要抹下脸来，放下小姐太太的架子’。花靖芳不高兴了，她说：‘你尽胡说，谁有架子呀？’。
江抗说：‘妳不要嘴硬，真要是叫你去守摊子，同学、老师来了，你会不会脸红？，难为情？；如果妳能过这一关，就去摆摊子，卖点瓜子花生，香烟洋火，社会不相信眼泪，社会同情弱者’。
花靖芳说：‘那我不去教书了？’。江抗说：‘教书当然要争取，那是正道，妳妈能去摆摊子吗？’。花靖芳有把握地说：‘当然可以’。
江抗说：‘妳还是回去商量一下吧！，尽量叫妳妈出来，一方面可以增加点收入，另外融入社会，你家里的问题才好解决’。快到花靖芳家了，她问：‘要不要去坐坐？’。江抗说：‘不了，如果妳妈同意，明天下来，我们商量一下’。
两人就此分别，江抗到了赵婶那里，就把今天的情况、对赵婶说了，赵婶说：‘云书和胜利还没有回来呢！’。江抗说：‘来时我爸说了，他们玩晚了，就不回来了，今天是骑马，也许玩累了，明天再回来’。
赵婶说：‘如果花靖芳她妈能抹下脸来摆摊子，我就让给她’。江抗说：‘怎么？，你不摆了’。赵婶说：‘她卖她的，我卖我的，我就不卖瓜子花生了，我就卖高级的，卖筆墨纸张、本子文具，这个利还大一点，你看我这里，一年总要收几百张羊皮，最多时，赶场天收十多张，一年光羊皮就要赚好几百呢！’。
江抗说：‘自从龙叔搬走了，我爸山上山下忙不过来，看来我非留下不可了’。赵婶儿说：‘不是我打谄嘴，那个大学、不上还好些，上了大学，就是公家的人了，在外工作，照顾不了家，你爸妈慢慢老了，总得有人来服侍’。
第二天一大早，花靖芳领着她妈就来了，呵！看那年纪，比花靖芳大不了多少，江抗在赵婶耳边小声说：‘是后妈’。
赵婶儿迎了出去，把她们请进屋里，说起做生意的事，花靖芳她妈说：‘自从老施病后，家里困难，真是度日如年，做点儿小生意，多少落几个钱，来补贴家用’。
他哽哽咽咽地小声说：‘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呢！’。说着，那眼泪就落下来了。赵婶儿忙说：‘困难是暂时的，等施主任的病好了，就好了’。
江抗说：‘学校给的生活费也太少了，等会儿我去找姐去，叫她到县里问问，如是县里定的，就不好改了，如果是学校定的，叫他们加点；才百分之五十，也太少了！’。
听了这话，施婶紧张起来，她说：‘何同学，可不能去找领导的麻烦，这就不错了，你不能做事，还有钱拿’。她说话时，一脸的惊慌。江抗看施婶不愿谈这个话题，就说：‘这次有了这几十块钱，就可做点小本生意了’。
赵婶说：‘在这里做小生意不要本，我这里的货是现成的，你每天来守着摊子就行了！，我看，你们的衣服都旧了，靖芳的衣服好像还有点小，中学正是崽崽些长个子的时候，我想那两个儿子的衣服也小了，还是先做几件衣服吧！’。
这又触到施婶的痛处，她流着泪說：‘自从她爸病了，这几年没有少吃药，哪顾得穿呢！，说起来，对不起三个崽崽，他们三个懂事哟！’。说到这里，她啼不成声，内心感到十分愧疚。
花靖芳也泪流滿面，她说：‘穿旧一点，难看一点都不要紧，这几年都是这个病闹腾的，当务之急，还是治病，怎么也要到贵阳或重庆去看看！’。说完就痛哭了起来。
母女俩哭成一团，十分地凄惨，赵婶用衣襟擦着眼泪，她同情施家的遭遇，更为花靖芳的孝心所感动，她说：‘你们不要急，我这里还有些钱，先借给你们，两百块总是够了，要去看病就到大地方去，到重庆去’。
施婶用满是泪水的眼睛看着赵婶，她激动地问：‘你把钱借给我们了，妳怎么办？’。
赵婶说：‘妳到楼上去看看我那两摞羊皮，那就值几百，我有钱！’。江抗说：‘赵婶的生意做得大呢！，这里的皮子，发到重庆，过去桐油还发到汉口’。花靖芳问：‘做那些生意，都要力气呢！，赵婶做得下来？’。
何江抗说：‘又不要赵婶去挑，又不要赵婶去扛，她只是负责赶场天收皮子，收了皮子，我爸赶着马车送到重庆，交给我外公就行了’。施婶问：‘你们重庆有亲戚？’。江抗说：‘我妈是重庆的，外婆家就在重庆’。
赵婶说：‘老实呢！，看病就到重庆去！，江抗你先写封信问问，把病情说说，找个大医院，找个老医生看看！’。施婶有些焦急，她忙说：‘要得！要得！’。赵婶对江抗说：‘江抗，那你们俩就到楼上去，把信写了，发封卦号信’。江抗说：‘上遵义的邮车是明天早晨走，什么时候写都可以，耽误不了’。
赵婶拿来一个圆簸簸，把准备好的筆墨纸张和本子文具放在里边，摆在门的左边，右边放花生瓜子儿香烟洋火的簸箕，这就成了两个摊子，赵婶和施婶一边坐一个，坐着卖东西，还好说话。
吃了饭，赵婶儿说，你这一天，还要做两顿饭，干脆，就在我这里吃，我这里就我和云书，胜利进城来也在这里吃，只有三个人，你们过来才七个人，还不够一桌呢！，三个人要烧火，七个人也是烧火，一锅就做出来了，现在劈柴贵呢，我们烧的，都是胜利他爸用马驮来的，不要钱。
这时黄永生和陈秀川来了，他们看来了两个生人，就对赵婶说：‘来客了’。赵婶儿说：‘不是客，以后就在这里摆摊子，做生意了’。
江抗就给介绍：‘这是中学总务处施主任的爱人，这是她女儿’。黄校长说：‘妈这么年轻，走在路上，人家还当是姑娘的姐呢！’。花靖芳只是尴尬地笑笑，施婶说：‘赵婶，可不能再叫主任了，人家听到了，我们担待不起呢！’。江抗说：‘只是病退了，叫主任怕什么？’。黄校长说：‘哦！病退了！’。
这时、王红艳来了，江抗说：‘还不一块走，封建呢！’。云书妈说：‘还轮不到你儿子辈说话呢！’。王老师不理会他，她问：‘有客呀，江抗、你要详细介绍一下’。他强调详细二字，弄得花靖芳面红耳赤的。江抗说：‘人家是中学施主任家的姑娘，乱说人家是罪过’。王老师忙说对不起！算是道歉了。
陈秀川说：‘嫂子，你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贵客，你不介绍，别人只好猜测’。江抗说：‘中学总务处施主任，现在背时呢，病了两年，呼吸困难，越来越重了，学校就把他病退了，工资减了一半，生活困难呢！，只好摆个摊摊，做点小生意’。
黄校长说：‘就是那个江局长，现在是中学的副校长兼支部书记！’。江抗说：‘昨天我和花靖芳去学校要生活费，每月只给二十多块，这一大家子人，二十块只够吃饭，就不说穿衣了，你总得买手纸吧！，我就和他们理论起来，江副校长也在场，他不高兴，就遛了’。
黄校长说：‘去年为我的事，你姐还和他吵了一架，人家抓住你姐，说仗着老梁是县长，在县政府耍威风，结果把你姐和他都调走了‘。江抗说：‘没事儿，他和领导不合拍、县里拿他也没有办法，就调走了’。
王老师说：‘调走？，是降了一级’。江抗说：‘那中学是省里挂了号的，干部是县一级的配备，按说，还升了一级呢！’。黄校长说：‘江抗，你的水平我是知道的，你是听玉琳讲的’。江抗说：‘不是，不要把我姐牵进去，你说是吧！’。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云书和胜利来了，一人牵了一匹马，驮了好多的劈柴，赵婶儿叫陈秀川牵一匹马走，把那马上驮的劈柴，放到他们那边去；这里江抗和黄校长把劈柴卸下，胜利和云书就把马牵到河坝吃草；赵婶说：‘现在难得在一起，就在这里吃饭吧！’。
江抗到河下淘米，黄校长追了下去，他问：‘江抗，是不是把施家母女、也留下来吃饭呀？’。江抗看着他那奇怪的眼神儿说：‘是呀！’。黄校长说：‘哦，现在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江抗说：‘怎么？，不行呀！，这是赵婶说的，以后就在一起吃了，她说，三个人吃饭、要烧火，七个人吃饭、也是一样的烧，以后在一起吃，省了柴火，也省得他们来回地跑’。
黄校长说：‘这么说，是赵婶的意思喽！’。江抗就把施主任家的情况，说了一遍；黄校长说：‘值得同情，值得同情’。
吃了中饭，赵婶就叫江抗和花靖芳上楼去写信；两人到了楼上，信很快就写完了，最后江战还念了一遍，念完了，江抗就看花靖芳在擦眼泪，江抗问：‘这是为哪样嘛？’。
花靖芳听了江抗的问话，她更伤心了，就趴在江抗的肩上抽泣，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好后悔哟！’。江抗扶她坐好了才问：‘你后悔什么？’。花靖芳说：‘我恨相识太晚，这几个月、我在家里，渡日如年，上面要安慰二老，下面要哄着两个弟弟，又没有办法，真是絕望了，恐惧、绝望，无肋、我死的心都有，我要死了，他们怎么办哟！’。她说完，又趴在江抗的肩膀上抽泣起来。
江抗要扶她坐好了，他说：‘坐好了，不要叫婶她们看见了！’。花靖芳说：‘怕什么，现在总算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其他都无所谓了’。江抗问：‘怎么相识太晚呀！，我们已经同学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