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吴之后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当年鬼谷里的思想。

朝廷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泰始二年（公元267年），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史料记载，泰始五年（公元270年），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导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司马炎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

后来，司马炎还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景象。史书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描述说“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全国有“户有三百七十七万”。表明剥削减轻致使大量人口恢复了登记。

为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司马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

司马炎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司马炎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个个惊叹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烧成了灰烬。司马炎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毁。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但是好景不长，西晋皇室带头逐步腐朽，被控制的鬼谷也彻底没了当初的思想与魄力，又分裂了一遍。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由于未能解决政风、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