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墨说是水泊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能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

史赵说示叫做河水溉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它事情就不知道了。

阳虎用《周易》筮之，得到《泰》之需，而说道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与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呢？于是晋国就不出兵救援郑国。

《左传》里记述的这一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是发生在春秋末年。其背景是，赵鞅（即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后在晋卿内部争斗中，逐步掌握权力，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哀公九年（公元前481年，第二年进入历史上划分的战国的时间段）是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诸侯国间已然是战争不断，这年齐国要攻打鲁国，春上齐国派人到吴国辞谢出兵，而吴国并没有马上出兵。这时郑国有一位宠臣要求取得封地，可是已没有地方可以分封给他。这位宠臣提出了一个方案，取之于外国，郑国国君就答应了这一主张。所以郑国出兵包围了宋国，目的是要掠夺土地。郑宋两国开战，但郑国却吃了败仗。到夏季，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宋国又出兵攻打郑国。到了秋季吴国为了防御楚国的进攻构筑城防。这时晋国的赵鞅，也想参加到战争的行列之中，想出兵救援郑国。在出兵救郑一事上，先用占筮来看神示出兵的吉凶。这就出现了先用卜后用筮这两种问神形式，看出兵的吉凶后果。

郑国挑起战火，反而吃了败仗，又被宋国出兵攻打着。为何晋国要出兵救援郑国呢？春秋末年，晋、齐、楚、秦、宋、吴、鲁都是大国，也都想争霸于诸侯。而像陈、郑、蔡等属于小国。郑国是在晋国的南面，楚国的北面，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宋国又在晋和郑国的东面。现在宋国进攻郑国，若郑国有危险，晋国就会暴露在楚宋两个大国的前面，从战略上对晋国来说是不利的。郑国有危险的话，对晋国来说这叫唇亡齿寒。所以晋赵鞅要考虑出兵救援郑国。但在迷信的国度里，人们并不相信自身，即不想信自身的判断思维能力，而相信神灵。按贯例遇事先占卜，听信于鬼神的说法。赵鞅就让先用占卜，出现的兆示是遇水适火。

《左传》里并没有交待是用乌龟还是什么骨头占卜，也没有交待占卜的过程方法，这些都省略而没有记载，只记载的就是遇水适火的说法。大抵这不外是龟占，经过宰杀，烧灼，看甲壳上出现了纹路。史巫就从龟甲上出现的纹路看所谓神的兆示。但那些纹路像什么是有巫史的认为了。

这一次却烧灼出的是遇水适火兆示。在《左传哀公二年》里就曾记载，赵鞅听从阳虎的计谋，要袭击郑国人护送着齐国人运送给晋国范氏（与赵鞅同为卿的地位）的粮队。也是在出兵前要看占卜是个吉凶如何？来决定是否出兵。可是那此确把乌龟壳给烤焦了。这说明用龟卜，是把龟甲放到火上烧烤，看出现在甲壳上的纹路变化，有巫史来判断出所问事项吉凶的所以然来。

赵鞅这次要出兵，是要救援邻国郑。也是先用龟占来卜问吉凶，不过这次巫史把握着了火候，烧烤出了像遇水适火的兆纹来，赵鞅就问专业搞占卜的卜史。三位卜史分别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纹煞有介事与出兵援郑之间做出行与否的回答。一个叫龟的卜史先来解释说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龟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示，而推理出伐谁，不伐谁的吉凶结果来。这里的沈阳不当现在的沈阳市的地名讲，沈当沉讲，沉阳就是指阳火下沉来讲。这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里推论的。因为水流向火，这大水一来，阳（火）就不沉下去吗？水来火灭，这符合生活里常见的现象。不过这从龟壳上看出来的一种象征，能跟现实中出兵救援郑国之间产生关系么？这是那跟那，本是不挨边的事。可如此的就生拉硬扯的给联系到一块了，岂不是十分荒谬吗？史龟的是可以兴兵，但不是去救援郑国。而是转变到了可以攻打姜氏，不利于攻打子商的结论上。这又是如何看出的天机呢？史龟对主子赵鞅占问出兵援郑可行于否，无非牵涉的利害关系之间，是齐，楚，吴，宋。自然会联想到这几个国家来解释龟象了。这正如有一句名言说的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的道理。而史龟所谓从卦里看出的天机，倒不如说是从所占问事情的现实现象中分析出的利害关系结果，而转换说成是神卜中的兆示。这正是中国术数里的天机奥秘。史龟从龟兆联想到现实之间谁与其符合，来联想其吉凶。即通过水与火的象征，得出结论，伐谁与不伐谁的结论来。就是根据水与火的常识性认识来比类联想所占问的人事。且不说用的是抽象的水与火，跟两个现实之国间，能否产生出因果关系。就这水与火两种现象在生活里所见到的也非是一成不变的水灭火的现象。总之史龟得出的结论是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这结论是将水、火往齐、宋的头上套。通过遇水适火，就可算出可行于否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悲与可怕，把国家百姓的命运当儿戏。我们前边已讲过，齐国是姜氏之间。利于伐姜，在这几个利害关系国家里一联想就想到齐国了。那子商与宋有何关系呢？宋国就是子姓。宋国的开国君主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把商的旧部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建都商丘。这就是子商的来历。子商就是指宋国。这样就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联系到齐宋两国。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伐谁不伐谁，得联系上谁是水象，谁是火象。史龟又一联想就联想到，姜姓是火。而子商是水。这里的适是简化字，而末简化前是適（di）。適通敌字，其意是抗。也就是水能胜火的意思。至于姜姓为何是火，宋是水，后面有分讲。只要得出齐、宋谁是水，谁是火，那么不就知道伐谁有利与伐谁不利了吗？这正是通过龟象而套在所问的人与事的头上的一种认识论。把象征的水与火往有利害关系的诸侯国头上套，让问卜者不能不相信。取象成为了因，自然就能求得出果来。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无论是龟骨占，还是八卦筮卜上的认识观。也是传统上的象数哲学与易学观。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思维方法。卜可以这样推论，卦也可以这样推论，而且推而广之到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也是这种推论。这就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古人认为的因与果之间能否成立。古代可没有人出来做出理论上的质疑与批判。虽然在春秋末期孙武写出了《兵法》一书。《兵法》里反对在战争中先知不可类象，即预知战争的敌我胜算情况不可用占筮取得（因占筮问卜吉凶，就是通过类象思维方法取得）。先知不可类象，这正是理性的思维结果。《兵法》里的军事理论正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从实践中才能认识到兵法上的先知不能类象。孙武反对先知不可类象的军事理论同样适应于军事之外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孙武提倡的先知不可类象的观点，终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类象先知反而在后封建社会里是越演越烈，至到今天，八卦、八字，风水，择日大有复兴之势，然而这些内容，无不是以类象而妄想先知事情的吉凶结果。无论战国时期的八卦取象，还是今天的阴阳五行生克的类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类象之说套在人事上，想得出个先知，先觉，只能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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