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诉状，与前述毛公亲写状子一样，言简意达，寥寥几百字将案情经过交待得清清楚楚。同时，也保持一份平和与中立的态度，并没有在诉状中加上过多的主观感情色彩，特别是并没有带着情绪要求对被告进行究问甚至用刑折狱。这与《包公案》中记载的诉状格式、内容和传达的意愿相比，在法律意识上有更大进步。

如《包公案》第九十八则《床被什物》中，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原告丈夫孙诲控告光棍张逸、李陶调戏自己的媳妇，反而追打自己，并反诬孙诲妻子卖淫诈要他们银两却不与他们成就好事的案情。孙诲即具状告县：

“告为获实强奸事：朋党聚集，与山居野育者何殊。帘帷不饰，比牢餐栈栖者无别。棍恶张逸、李陶，乃嫖赌刁顽，穷凶极恶。自称花酒神仙，实系纲常蟊贼。窥诲出外，白昼来家，挟制诲妻，强抱恣奸。妻贞不从，大声喊叫，幸诲撞入，彼反行凶，推地乱打，因逃出外，邻里尽知。白日行强，夫伤妻辱。一人之目可掩，众人之口难箝。痛恶奋身争打，胜如采石先登。喊声播闻，恰似昆阳大战。恨人如罗刹，幸法有金刚。

急告。”

对比上述诉状风格，可见《包公案》中所录诉状，文字渲染的成分较大，希望用文辞修饰来增强诉状所诉告案情的感染性和严重性。而姚义母子的诉状风格显然要直白和平实。

最终，毛公提笔定罪：“姚庚逆伦杀母，刘氏阴谋助虐，俱问凌迟处死之罪；州官受贿贪赃，苦打按院，问成立斩；姚义无辜被害，两股家产归一掌管，回家孝养老母。”

“处决已毕，遂拜本奉明圣上。”由于有圣旨在前，毛公将姚庚夫妇以及赃官斩立决。之后再上报圣上。这也符合古代中国司法制度的“程序正义”。

品析：

《毛公案》六回故事，案情并不复杂，也没有以往公案小说中案中案的疑难纷繁，主要展现的是兄弟相残的逆伦、赃官的枉法。

姚庚欲杀弟弟及母亲，已经属于十恶之“恶逆”。判处凌迟合于大明律令。

在《大明律》卷第十九“刑律二”之“人命”条中，有“谋杀祖父母、父母”款规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姚庚事实上已经付诸行动了，而且，要不是“老天有眼”，刮来一阵狂风，事实上，姚庚两次行凶都已经得逞。故判处凌迟甚为合律。

再则，姚庚还辱骂母亲，目无尊长。又私下卖弟媳入娼门，属于十恶之八，《大明律》卷第一“名例律”之“十恶”条：“八曰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而卷第二十一“刑律”之“骂詈”条之“骂祖父母、父母”款规定：“凡骂祖父、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可见，在古代，对尊长之孝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本案中，姚庚不仅辱骂自己的母亲，如第一回描写道：“母亲，你枉活了六七十岁，太也糊涂……”其妻刘氏更是变本加厉。第二回写道，刘氏对婆婆高氏用手一指说：“你这不懂理的老狗！我和你虽是婆媳，如今各衣另饭，并无所辖。你如何胆大欺心，开言骂我！我今给你一个厉害，非打你一顿不可！”说着就要动手。足见刘氏猖狂跋扈到何种地步，按律当绞。但在现实中，民不告官不究，高氏忍气吞声，也只是作罢而已。

而刘知州，一则受贿得赃银三百两，数额巨大，且枉法冤判平人。二则谋害钦差，每一条都是死罪。所以，毛公判处“斩立决”，也符合律法。

《毛公案》小说精短，案情并不曲折难断，但其中折射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司法制度、官场黑暗与民风民情。

第一，朝廷对巡按制度虽仍重视，但具体到州县，难掩地方吏治的腐败、司法制度的崩弛。此案中，上到知州，下到一般皂役、门子、书吏等，已经勾结成为了一个利益链，所以低级的衙役，都敢明目张胆私下与被告勾兑，承诺颠倒案情，曲法冤人。

第二，此案的主角和内容主体，是关于家庭财产纠纷和兄弟关系。固然像姚庚这样素来居心不良、谋杀亲母和亲弟、拐卖弟媳的“恶逆”之人少之又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传统家庭关系已经不甚紧密，分家争产似成常态。姚凤分家时，是“即请亲友到来，对众平分，兄弟二人各分一半，把一所大宅分为两院，各住一院”。族人、族长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已经式微。像姚庚如此恶逆行为，理当请族人、族长出面，主持公道正义。而小说全案，除了分家时提到“亲友”，几乎看不到族人、族长的调息和族规的德法作用。

第三，到明嘉靖时代，社会风气渐趋奢靡淫逸，而拐卖人口等行为也较为普遍。姚庚“自从父亡后，就任意胡为，吃酒嫖妓，交些狐朋狗友无赖之徒”。而王媒婆与乐户刘清，也是干些低贱而违法的勾当。按历朝律法，是不能私卖良人入乐户的。在本案中，起初王媒婆与乐户刘清均有威胁并鞭打杨氏的行为，已属于合谋诱取、略卖并伤人之罪。好在经毛公一番规劝，幡然改过自新，还勇于作证，指认姚庚，与毛公一道受赃官的严刑之苦，其行为可赞。也说明，他们也知道略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法律后果。这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倡导的，全民知法、普法，官员“讲读律令”的制度，对于普及法律知识、塑造法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