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得力杀女救主，虽为忠义之举，但毕竟属人命案，此处判罚，显然是从封建伦理纲常角度出发。但赏银五百两也属失矩。
至于刘元免议，也不合律例。因其知情不报，反而有为一百两而敲诈勒索之嫌。此案审断，彭公也有判罚失当之处。可见此案判处，既有按律审断，也有侠义小说的“侠义”因素在内。
之后，彭公因武文华跑关系，被革了职。差官将顺天府的文书送到，内有京报宫门抄一份，上谕：“御史李秉成奏三河县彭朋舆情不洽，任性妄为，着即行革职。三河县事，着典史刘正卿护理。”
李七侯闻讯，深为彭公鸣不平，遂发动绿林英雄好汉为彭公筹款一万两，立誓也要到京城跑动让彭公官复原职。一时间，南霸天飞镖黄三太、西霸天濮大勇、镇北方贺兆熊、东霸天武万年等一众英雄都积极筹款。同时，假传圣旨，传旨三河县彭朋仍管理三河县事务。原本彭公被参之后，将自己应办和已办完案件，一并查清好交待后，拟定起身。典史刘正卿也来催交，盘问可备办否，得以清查，好详文上司。神眼季全出主意说：“先派几个人去到那县衙之内报喜，只要稳住他，先叫他进退两难，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然后咱们大家再疏通办理。”果然，彭公不知真假，只好决定等候府内文书到来，再行办理。
品析：
《大清律例》对官到任和离任卸任期限及交接都有明确规定。《大清律例》卷六“吏律”之“职制”“官员赴任过限”条中又有条例规定：“汉官革职离任，交代完日即令起程，不得过五个月之限。”又规定：“若代官已到，旧官各照已定限期，交割户口、钱粮、刑名等项，及应有卷宗、籍册完备。无故十日之外不离任所者，依赴任过限论，减二等。”对照律例，彭公被革职，应当即刻交割，且要在十日内必须离开任所。典史刘正卿来催交，也是出于公务、律令要求使然，而非人情薄淡，急于上任。而假传圣旨，则是欺君大罪。这自然也是侠义小说的风格。
话说李七侯等众英雄凑到了一万五千两银子，找到裕王府的皇粮庄头左玉春，将银子装在花盆、酒坛中悄悄带入裕亲王府。再托府内刘太监通关拜见了老王爷，将彭公在三河县所作所为之事，以及被武文华买通御史李秉成参革的内情说了一遍。次日裕亲王上朝面圣禀报，得到康熙帝圣旨：“三河县知县彭朋，被人误参。朕念他勤慎忠直，着他官复原职，仍知三河县事。武文华势棍欺人，该三河县拿获，严刑究办。”
众英雄遂夜入武家庄，拿获了武文华。彭公坐堂审讯。武文华强辩道：
“举人并不犯法，为何拿我？”彭公说：“你包揽词讼，任性妄为，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拉下去给我打！”左右差役将武文华打了四十大板。武文华说：“你凌辱绅士，责打举人，我必要到顺天府把你喊告下来。”彭公说：“我乃奉旨拿你，作恶多端，著名匪棍，还敢这样大胆，把一往所作之事，给我说来。”武文华知道事不好，忍刑不招。彭公办了“势棍不法，任性欺人，律应杖一百，徒三年”文书行于上宪。
品析：
这段审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包揽词讼的罪名。包揽词讼、教唆词讼按《大清律例》规定，要从重处罚，如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受财计赃，以枉法从重论。二是匪棍作恶多端、任性欺人的罪名如何处置。《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恐吓取财”款中“条例”规定：“凡凶恶光棍、好斗之徒，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者，发往宁古塔、乌拉地方，分别当差为奴。”可见，匪棍、任性欺人、仗势欺凌、诈取财物者，要受到流徒等重罪惩处。三是“凌辱绅士，责打举人”，武文华要到顺天府告状。说明武文华还是有一定的法律常识的，知道随意责打举人犯法，自己有权利申诉。
对于职官以及包括举人、监生、衙役等人的犯罪，《大清律例》有相关的“保全”措施。一是不能私自动辄刑讯，必须申报部议甚至请旨方可执行。二是须先行革职为民，方可按律处罚。《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上”之“职官有犯”条规定：“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名，所司开具事由，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若许准推问，依律议拟，奏闻区处，仍候覆准，方许判决。”该条之“条例”又规定：“荫生，及恩、拔、岁、副贡，监生有应题参处分者，听各衙门题参。其例监生有事故应黜革者，不必题参，咨报国子监，国子监察明黜革，知照礼部。”由此可知，监生的管理归国子监、礼部管理。监生犯法，当先咨报国子监，由国子监察明革去功名后，报告礼部即可。
当然，对监生、生员、举人等文人地位的尊重，并不意味没有法律节制。《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上”之“文武官犯私罪”条之“条例”中有规定：“文武官员、举人、监生、生员、冠带官，及吏典、兵役，但有职役之人，犯奸盗、诈伪并一应赃私罪名，俱发为民。遇赦取问明白，罪虽囿免，仍革去职役。”显然，如果不是有谕旨颁下，彭公是不能对武举人武文华动刑的。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之“犯奸”条“官吏宿娼”款中，也有“条例”规定：“监生、生员，撒泼嗜酒，挟制师长，不守监规、学规，及挟妓赌博，出入官府，起灭词讼，说事过钱，包揽物料等项者，问发为民，各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对于监生、生员、举人包揽词讼、挟妓赌博等恶行，也要惩治的。
此案中，武文华善于应用“沉默权”来保全自己。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触犯刑律，但就是“忍刑不招”。没有口供，就无法定案。而彭公也没有进一步用刑逼供，倒是体现了清官风范。但既然是奉旨究办，还是得有武文华自己的招供才行。这里，小说没有进一步的交代，应是一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