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改善命运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做了社交“努力”。

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在你体内发育的东西，你孕育他们，耗损自己的身体，把他们生下来，泌乳喂养，让他们成为你宇宙的中心，而且这不是几个小时的事，也不是几天、几周，而是几“年”——女性每日、每日付出的母爱，让“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模糊起来，一边是自利，一边则是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同理心与照顾。

据说上西区的妈咪比上东区人随和、友善，没有人会为了帮孩子找玩伴而耍势力眼，孩子自然而然在放学后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在上西区，很少有人跑来撞我，我也从不觉得身上的衣服太丢人。但有时候，我还是会怀念上东区一丝不苟的环境，那里让人感到安心，一切都很正式，打理得好好的。

我在上东区做了约六年的田野调查，在占地两百五十平方英尺左右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之中，完成融入部族的过程，成为当地人。

一开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能完成任务。对地方上的高阶灵长类动物而言，我新来乍到，性成熟后才从另一个相隔遥远、文化迥异的族群迁徙过来，而且多年常居曼哈顿岛南方一角，接受当地普通的做法与观念，后来才搬到北方栖息地，努力在超级富裕的小圈子里，替自己和孩子寻找机会。我们并未信奉自己研究的部落的宗教，最初以格格不入的方式装饰自己与斋戒沐浴，直到后来习惯了地方习俗才改变，但依旧时常拒绝遵从地方上的做法；我的季节性自愿迁徙模式完全不同于周遭人士，而且相较之下资源十分有限。不意外的是，如同世界上许多新加入团体的人类与雌性灵长类动物，我在抵达新环境后的好几个月，地位低下，被团体中地位高的成员欺负，甚至是骚扰（地位高的女人，其权势通常来自父亲或先生）。有时我觉得被踩在脚下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

然而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波斯基及其他研究者，曾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之中，做过多年田野调查。他们表示，虽然地位低下会带来压力，继承来的高阶地位则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但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位阶，其实比众多田野科学家原先的假设更有弹性，并非永远固定不变。举例来说，低阶狒狒可以通过聪明的合纵连横，例如借由梳毛、在发生冲突时结盟、一起分享食物、一起照顾幼儿，最后替自己及后代创造出舒服的生活环境，不论是公狒狒或母狒狒都一样。萨波斯基及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表示，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族群内，位阶在中间的动物，压力反而可能少于最高阶者，因为高处不胜寒，如果不必时时提防被人推翻、不怕有人嫉妒，日子可能更好过。

虽然人类是否适用相关理论，目前尚不清楚，但我花了数月工夫努力结盟后，最终满意自己的阶层，寻得盟友。在当地人中生活数年之后，我终于认同部族，做到灵长类动物最重要的事：让后代好好长大。我能改善命运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做了社交“努力”——我努力让自己和儿子打进各种团体；我顽强（还有可怜地）坚持和他人结盟，假装不知道自己被排挤，假装一点都不丢脸；此外，我还充分利用阶层最高的男性对我的短暂关注。然而，造成我的阶层起了最大变化的事件，大概是我的高龄流产竟在不经意之间引发同伴的同情心。流产事件大概唤起了那群进化史上同属共同哺育者的深层慈悲心、关怀心与同理心。她们的祖先平日替亲朋好友照顾孩子，虽然今日的生态环境已然改变，女性开始独自照顾孩子；但套用人类学家史蒂夫约瑟夫森的话来说，显然在共同养育、社群照顾与关心孩子等层面，女性“内建的软件依旧存在”。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和新几内亚群岛的特罗布里恩人一起生活，书写正式严谨的民族志研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1917）<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9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393e08405538b4999229a06001297867ce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并另外就那段经历写下《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diaryirictsenseoftheter<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9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393e08405538b4999229a06001297867ce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说出台面下的心底话。当时社会“科学”正在兴起，相关研究者努力建立不同于传教士、商人与殖民官员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也以研究的名义，搬到遥远的群岛。他时常形容自己“处于迷失状态”。这位杰出的人类学之父不时感到愤怒，因为负责带路的当地人有时在他给了烟草之后，就忽视自己的“职责”，消失无踪，收了礼物却没介绍自己的文化。马林诺夫斯基说自己在适应令人困惑的环境时，不时为自己的人生与研究感到不安，甚至情绪上、精神上都经历非常大的困扰——他住在小茅屋里，被炙热阳光的热气包围，周围的人说着陌生语言，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时常想象自己患上致命疾病，感到焦虑、寂寞，无法排解。

我在上东区生活时，经常想起马林诺夫斯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他。我想起他犀利地描写他无法掌控但基本上其实是自找的困境。我想起他在书中有时感觉多么的不专业、不科学、怨天尤人、怪东怪西。他在写私人日记时，肤浅而充满偏见，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冷静、保持距离、有条有理分析的专业语调全然不同。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几人，可说是“发明”了人类学。我一直热爱这个学科，这个学科融合了说故事以及对人类的真知灼见。在学者笔下，感到不安的外来者经历，以及对一个文化的整体描述，被鲜明地并排在一起。我不是学术定义上的人类学学者——我并未主修人类学，虽然我曾做过相关研究、写过论文，也曾为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向学生介绍人类学的历史；而我也不曾像个灵长类动物学者那样，到远方观察与记录黑猩猩、人猿、狒狒、猴子的行为。对我来说，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单纯是一门学科，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我研究、爱上它们，然后运用于自己适应异文化的经验里。我进入一个有我不熟悉的仪式、信仰和惯例的社会，最初感到挫折，格格不入。我以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的角度描述那段历程。

虽然我未曾离开曼哈顿，也不需要学习新语言，但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写下的经历——他的愤怒、他感受到的文化排斥——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我渴望融入上东区，有时还会怨恨身边的当地人，因为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族类之外的人，甚至是瞧不起；我伸出友谊之手却没得到回应、没人理我时，我感到受伤；新奇、不熟悉的环境与文化惯例，以及被无视、只能当局外人的经验，让我体验到文化冲击。有时，我得压住嘲讽我想了解的那群人的。虽然我知道，别人排挤我其实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但我心中还是经常充满敌意。（马林诺夫斯基曾在盛怒之中写下：“有时我想杀掉那些混账东西﹝指带他了解当地文化的合作者﹞。”）每一天，我都感受到许多“田野调查时会有的感受”。

然而我研究且多年生活于其中的妈咪部落，最终出人意表。我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头几个月与头几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茫然；但在我失去不曾来到这个世上的女儿达芙妮后，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怀与照顾，还交到真正的朋友。那些我原本觉得是两个世界的妈咪——那些骄傲自大、冷酷无情的女人，那些鄙视我、嘲笑我、故意排挤我、不肯让孩子和我家孩子玩的女人，那些自己或身边的姐妹也失去过孩子的女人——她们伸出友谊之手，真心诚意特地来关心我，我真的没想到她们会这么做。我认为她们后来忘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对我展现出慷慨大方的精神，不再冷漠、不再欺负我，接着又继续对我友好，而且不是因为我失去了女儿。“我们是怎么再度成为朋友的？太幸运了……我猜是因为学校的缘故？”这句话出自戴着香奈儿太阳眼镜、秀发光泽动人的一个朋友。一天早上，我们两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阳光下喝咖啡，她试图回忆我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我没告诉她真正的答案，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重提往事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让事情过去。

有时候，我依旧会在上东区碰到冷淡、不友善的女人，就算见了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也一样。那些带着年幼孩子的妈妈，是朋友的朋友，或是我认识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或董事会成员，关系很远。我不是善良的小天使，不会把族人描述成一群很美好的人，不过现在我碰到其他妈妈对我视而不见，或是态度很差、出言嘲讽、故意要跟我比的时候，有了过去的经验，现在我知道在她们糟糕的外表下，可能有着不一样的一面，而且有一天，她们也可能看见不一样的我。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郎斯德瓦尔<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9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393e08405538b4999229a06001297867ce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是研究动物同理心的先驱。学界目前不只研究灵长类动物，还研究狗、大象，甚至是啮齿动物。德瓦尔表示，所有的哺乳类动物（或许灵长类动物尤其如此）“都能敏锐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并且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伴”。这个主张听起来不是特别激进，德瓦尔、珍妮古道尔、萨波斯基都曾依据多年的田野调查证据，得出类似的结论。德瓦尔指出，数千份观察记录都说，黑猩猩会通过拥抱与亲吻来安慰同伴；人猿“会主动开门，让同伴拿到食物，哪怕自己会因此失去一些食物”；卷尾猴会帮别人寻求奖励，被提供两种不同礼物时，它们会选择“较有利于社交”的那一个，同时奖励自己与同伴。科学界一般不太接受“拟人”的理论——不喜欢把我们自身的人类特质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因为那让人感到不科学、感情用事、不精确。

然而众多不可忽视的证据显示，动物就算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大多也会照顾彼此。以德瓦尔的话来说，科学界开始敞开心胸，接受“不那么血腥”的进化史版本。新版本强调，我们除了彼此暴力相向与无视他人性命，其实也有团结合作且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人类祖先会相互合作的假设，部分源自观察其他灵长类动物每日的行为。是的，黑猩猩可能极富攻击性，它们喜欢争权夺利的程度，可能让曼哈顿最喜欢割喉战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极为欣赏。德瓦尔表示，某些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喜欢厚黑学——他最初开始观察黑猩猩时，甚至为了进一步了解它们，去读马基雅维利<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9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393e08405538b4999229a06001297867ce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讲权谋的作品。黑猩猩会“密室交易”，并在杀死敌人时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然而，它们也活在关系紧密的团体里，并且高度关心其他黑猩猩。热爱木屑的母猩猩黛西，会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搜集木屑——因为它想把全部的木屑送给生病的公猩猩阿莫斯，让对方在巢穴里能舒服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从黛西的感觉出发，（“喜欢这些木屑，它们好舒服！”）阿莫斯会有什么感觉——为了让阿莫斯舒服一点，黛西宁肯让自己蒙受损失（它自己那天的白天或晚上就没有木屑了）。黛西这种无私的情怀，不是（仅）出于算计，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回报，而是出于深深的移情作用。德瓦尔表示，黛西等于是在帮自己关心的黑猩猩拍松病床上的枕头，因为它知道那样会舒服。

谁会关心他人？

德瓦尔表示，“对哺乳类动物来说，母亲的关怀是利他主义的原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怀模板。”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在你体内发育的东西，你孕育他们，耗损自己的身体（许多人类母亲会说她们还付出心力），把他们生下来，泌乳喂养（或是以其他方式提供食物），让他们成为你宇宙的中心，而且这不是几个小时的事，也不是几天、几周，而是几“年”——女性每日、每日付出的母爱，让“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模糊起来，一边是自利，一边则是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同理心与照顾。

赫迪主张，同理心的起源，那种推己及人的深层理解，那种就算会损害自己也会帮助他人的情感，不仅源自母爱，还源自共同养育，也就是所谓“全村一起养孩子”的做法与概念。此概念在工业化的西方，大多仅见于希拉里的引用（希拉里著有同名著作《ittakesavilge》】】<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9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393e08405538b4999229a06001297867ce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但其他文化则明显有这样的现象，据说数个西非国家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孩子有很多父母”（achildhasnyparents）这句谚语。

赫迪与人类学家豪克斯，以及更为近期的凯蒂辛德已经证明，以德瓦尔的话来说，“人类的团队精神起源于共同照顾‘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母亲会照顾孩子，而是附近的成人会一起照顾。”这里的“成人”包括男性，不过豪克斯与辛德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女性会照顾孩子——她们在必要时伸出援手，自己有需要时也会得到亲朋好友帮忙。科学告诉我们，与他人合作的哺育者除了可以行善，还能让自己感到快乐。德瓦尔认为，普通猕猴清楚让人看到，提供母爱与社群关怀的猴子会感到开心。每年春天，普通猕猴生小猴时，进入青春期的母猴会抢着帮忙——抢着一定要“伸手摸”。它们会待在生产的母猴附近，不停地仔细清理母猴与可爱小猴，直到母猴同意它们单独和小猴相处一段时间。德瓦尔观察到，猴保姆会争先恐后抢小猴，“把它们翻过来检查生殖器，舔它们的脸，帮它们梳好全身的毛，最终在猴宝宝紧抓它们手臂时打瞌睡”。抱着孩子打瞌睡是家常便饭，“让人感到猴保姆处于入神，甚至是狂喜状态”。紧紧抱着宝宝，会让保姆的大脑与血液充满催产素，让它们陷入美梦。接着几分钟后它们会惊醒，把孩子还给母亲。

人类学家詹姆斯里林观察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亲戚，并研究各种神经成像，他的结论是：“我们在情感上偏好合作，要刻意仰赖认知控制，才能阻挡这股冲动。”换句话说，关怀他人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冲动，是我们的理智阻止我们不要那么做。

我的两个儿子，最终在上西区找到学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每天在高峰时刻往返上东区感觉不太实际，所以我们搬家了。据说上西区的妈咪比上东区人随和、友善，我觉得总体来说的确如此。没有人会为了帮孩子找玩伴而耍势利眼，孩子自然而然在放学后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在上西区，很少有人跑来撞我，我也从不觉得身上的衣服太丢人。此外，现在我家离坎迪斯与莉莉家更近了。

但有时候，我还是怀念上东区一丝不苟的环境，那里让人感到安心，一切都很正式，打理得好好的。我如果想见上东区的闺密，或是到上东区逛一逛——在圣安博路丝餐厅吃午餐，或是沿着麦迪逊大道逛夏洛特奥林匹亚（charlotteolyia），或浏览橱窗——也很方便，过中央公园就到了。现在，我很多上东区闺密的孩子也在上西区上学，有时我们也会在我的世界碰面。我和许多住上城区的人一样，在西区和东区之间跑来跑去，但对我来说，上东区与上西区这两个地方依旧感觉很不一样，大部分的纽约人也这么认为。如今，我已不再属于上东区的下流阶层，不必再解码上东区文化，也不必再想办法融入了，我开始热爱、欣赏与拥抱两个地方的不同之处。

我不能再拿铂金包。我到巴黎度假时，为了一直发麻的手臂到第六区看医生。我在纽约找的神经科医生说，这应该不严重，但也无法提供根治的方法。我不能打字，这很麻烦，毕竟我是作家。我在度假时帮自己按摩前臂，按摩了好几天，一直忧心忡忡。时髦的巴黎医生坐在桌子后头，像时髦的巴黎人那样，不只听清楚我是个无法打字的作家，还看到我穿的衣服、我的包包，以及我的一切穿着打扮。接着，他以法国人的口音重重强调，我的问题是背了太重的包包：“你要不就选铂金包，要不就选写作，自己选。”

莉莉两年前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并请我当干妈。我几乎每周四都会见到她们，把溺爱与纵容她们当成自己的任务。双胞胎活力充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且很漂亮。莉莉的女儿总能带来无穷欢乐。莉莉是我认识的最好的母亲，她虽然养着双胞胎，却比我只带一个孩子的时候更优秀、更镇定。有时我们会提到弗洛拉，莉莉告诉我，每当想起她还是很难过，丧女之痛依旧没有平复，但大部分的时候她很快乐；我告诉她，我懂。

我的两个儿子已经是大男孩，他们能做所有西方人希望孩子做的事——主要是读书、写字、算数。我督促他们自己铺床，要他们别再玩ipad，要写感谢函，说话时要看着大人，要有礼貌。然后我就偷懒了，放手让他们自己长大。夏天，我们会去海滩，我看着他们游泳，荡秋千，在沙滩上和其他孩子与邻居一起玩，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自己也和熟识或陌生的家长闲聊。曼哈顿上东区与度假用的汉普敦很高级、井然有序，但童年依旧可以自由自在。当母亲不必是件苦差事，也可以很轻松，很快乐。

我和先生现在一年会到欧洲旅行数次，不带孩子，大部分是因为先生要出差的缘故——我们出门在外时，我深深想念自己的孩子。不同大陆、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孩子的方式很不一样，令我感到惊奇。相隔遥远的距离后，我曾经研究的那个小岛一隅的小部落做法，变得奇特、有趣与触动人心。我想起达尔文说过的话——不是那个研究结果过度简化、替自私自利与“自私的基因”说话的达尔文，而是曾经失去三个孩子、哀伤到几乎无法工作的达尔文，开心帮助妻子养大七个孩子的达尔文，以及平衡自己热爱的工作与父爱的达尔文。这样的达尔文教我们很多事：“社交直觉让动物享受社交，它们感到对他者的同情，并替其他动物做各种事。”

是的，我再次感到世界很美好。不久前，在汉普敦一栋巨大豪宅的整齐草坪上，在那场阖家出席的派对，我感到神清气爽，对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同情，而且觉得当一个妈妈与作家很开心。我刚卖出一本书，稿子交出去了，好莱坞想翻拍成电影。在那个我依旧偶尔会出现的小小八卦圈，这是一个大消息，人人想知道详情。大部分的人替我高兴，支持我写书。儿子同学的家长与我认识的其他妈咪，祝我一切顺利，新书大卖。大家还一直开玩笑，猜我会不会点出坏人的名字。我们聊着我的新书还有其他事，例如孩子转学去哪里、他们喜不喜欢新学校。此时，我家大宝走了过来，满脸通红，气若游丝：“妈，我觉得不舒服。”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厉害。我告诉儿子：“亲爱的，拿着这瓶水，到树下没有人的地方坐下，妈咪马上带你回家。”我的视线开始寻找派对上的先生和二宝。

就在这个时候，她走了过来——女王蜂中的女王，贱人妈妈团中最惹人厌的女人。有好几个月我都在躲她，每次都被我幸运地逃过了。我在学校走廊上看到她，就会闪到楼梯上。如果是活动场合，我会跑去和真正的朋友聊天，祈祷她不会跟我说话。然而，她正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忍不住缓缓倒抽一口气，希望女王蜂中的女王要找的是别人。通常她不会纡尊降贵和我说话——你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怎么会和她们说话？就算是从共同养育与关怀后代的宏大角度来看，就算我在心中帮她找借口：她有饮食失调的问题，还有她丈夫显然出轨了；虽然她可以穿当季的香奈儿，但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快乐——我还是无法接纳她。最近又冒出很多她欺负别人的故事，她在一个女人的朋友面前，说她们那群人通通又丑又笨，孩子也有问题。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女魔头，就算穿着香奈儿，依旧是没穿衣服的女王。因为她有钱有势，在她后头翻白眼的人，害怕当面讲出她可笑的地方。她捐大笔钱给学校时，学校的行政人员把头转到一边。每个人在她讲话刻薄人时乖乖听着，依旧坐在她那一桌，希望能分到一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羹。生意？金钱？她华服上的衣领或缎带？

“嗨。”她向我打招呼，但眼神看着我后方。我的心跳了一下，脑子开始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