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孩子以为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精彩片段，不希望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再也无法享受粗茶淡饭。

做母亲会碰上的一切，都和取舍与选择有关。

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在我研究的上流社会部落，悲剧会给人双重打击，因为伴随着悲剧而来的是，你会发现尽管自己已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人生如果要发生什么事，你依旧躲不过。

这些事现在对我来说荒谬、扭曲、不重要。做好了又如何？多出版一本书又怎样？谁在乎我的孩子是否受邀参加生日会，或是别人不和他玩？

女人从未在孤单一人、隔绝于世的情况下自己养孩子，或是只跟另一个人一起养，也就是孩子的爸。一个人养孩子是非常吃力、非常特殊的事，不是“该有的”一般状态。

不知不觉中，我变了。在上东区带了几年孩子后，我发现自己变得完全像当地人，不再是一半当地人，一半观察者。与其说我一脚在围城内，一脚在围城外，还不如说已经没有“城外”这种事了。

我在下城区的交友圈完全消失——我还是会见那里的朋友，她们大多是没结婚的艺术家与学者。我们会在感恩节见面，或在圣诞节碰头，她们会念书给我的孩子听，送他们很多小礼物，然后调侃我，说我变了。她们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很诡异，但也蛮有趣。没错，我变了。老实说，我和先生不是亿万富翁，我们在公园大道上的房子和豪宅完全扯不上边（虽然我的确有一整个衣橱可以放包包）。我坚持我的孩子必须做家事，而且也不会每年帮他们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儿子如果受邀参加我觉得过于奢华的活动——例如坐在本垒板后方第一排座位看洋基队比赛，或是到别人的汉普敦豪宅参加可以骑小马、观赏走钢丝表演的派对，我一定会再三强调他们很幸运。我不希望孩子以为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精彩片段，不希望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再也无法享受粗茶淡饭。

然而，我现在已经成为上东区妈咪，因为我开始关心其他上东区妈咪关心的事，我们是同类：孩子要念哪所学校？我为孩子做的够多吗？孩子的老师教得好吗？我交的朋友除了让我享受友谊，对我、对孩子、对先生的事业有帮助吗？我想要舒服、井然有序的生活。我想要火辣身材，也想要dolceagabbana、prada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哪怕它们只有打折时才买得起。我也想要那种每隔一个月就得上美容院整理的漂亮发色，想要海滩上的房子。我和许多上东区的朋友不一样，我还想要工作——我想写出让自己引以为荣的东西。除此之外，我和她们一样想当好太太，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想当好妈妈。我不只想当还过得去的妈妈，我想成为只要办得到就愿意为孩子上刀山下油锅的那种母亲。

我和上东区人一样，也和住在工业化国家的西方人一样，对于该怎么当妈有特定的看法。我采取密集养育法，虽然我知道那是财富有一定水平的人在做的事，而且大概不太健康。我先是观察别人怎么当妈，接着跟着做，最后完全接受那一套观念。当妈的意思是，你要拼了命生下小孩，然后把自己累个半死，牺牲自己部分的人生。当那种妈的时候，有时你是心甘情愿，有时则觉得很烦、很焦躁、无法忍受。不用说，我和我认识的贵妇妈咪一样，每天一起担心东、担心西，时时变成神经质。我和坎迪斯一样，为了一颗坏死的牙，还有坏死的牙代表的意义，就可以崩溃好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我也和身边每一个人一样，过惯了多年好日子，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小儿科诊所与托儿所打转。我坐在椅垫舒服的休旅车上，开着车居高临下游走四方，警觉心下降，无法察觉近在眼前的危机。我活在不愁吃穿、富裕、有疫苗的世界，感受着安全的氛围，我和所有西方人一样，乐于让孩子冒险。如果是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或是当代依旧以史前时代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者，绝不会那么做。

西方人因为重视“独立精神”——包括孩子与大人自己的独立精神——会在自己洗澡的时候，把新生儿放在地上的弹弹椅。此外，我们还会雇用根本不认识的保姆，或只凭别人或机构的介绍，就聘请那些人，只为了能有时间做点别的事，不用一直抱着孩子，或者把孩子交给近亲几分钟或几小时。我们要求刚出生的孩子遵守睡觉与喂奶时间表，而不是让他们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对其他文化的父母来说，我们的做法不可思议。夜间，我们居然让婴儿整晚待在远离父母床边的木头婴儿围栏里，放任他们自己睡……或是自己哭。当许多人类学家告诉传统部落人士西方人的做法时，那些过着狩猎或农业生活、让婴儿在火边或坐或爬、允许小孩提刀弄斧的人，无不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不懂西方人怎会如此残忍地忽视自己的孩子。听到我们经常“让孩子自己去哭”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不敢置信，接着则感到恐怖。他们想知道，西方人在面对世上最珍贵、最脆弱的婴儿时，怎会如此冷漠无情？

生活富裕的西方父母，除了育儿方式十分不一样，他们的观念也和世界上其他人不同。我们觉得不管是生两个孩子，还是生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是六个，孩子理所当然都能存活并顺利长大。就算感冒，或是出了水痘，最后也都会恢复健康，不会有严重副作用。我们有疫苗，可以避开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带来的破相、伤残或死亡。在我们的观念里，孩子理所当然会进学校、上大学，然后念医学院、商学院或法学院，接着有一天结婚生子。孩子会让我们自豪，孩子会替我们送终，西方的人生剧本就是这样写的。

就这样，我像个上东区人日复一日养着孩子，从未认真想过当妈的人有一天可能失去孩子。有些事要身历其境才会知道。

我怎么可能怀孕？我像情景喜剧的主角那样——或是人生电视频道（lifetitelevision）<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8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893e08405538b49b95b4b0600129783783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的女性悲歌特辑——盯着验孕纸上两条紫线，然后再次确认包装盒的说明。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两个月前，避孕措施失败了，但我和先生都知道失败了，所以我立刻遵照指示，服用医师开的紧急避孕药，接着月经就来了。量虽然不多，但依旧是月经，而且还来了两次，所以不可能的。我四十三岁了，家里有一个七岁大的孩子，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小孩，不可能怀孕。先是避孕措施失败，接着紧急避孕药又失败，这概率有多高？再说，四十三岁还不小心怀孕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想象，做了一次又一次人工受孕都失败的朋友会问：“你是怎么办到的？”我紧抓着浴室的大理石台子，脑子里模模糊糊想起家族里的传说。据说我的某对北美原住民切罗基人加苏格兰人祖先，在不可思议的高龄生下孩子。我祖母说那叫迎来“改变人生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显然老蚌生珠的事还蛮常发生，居然还有约定俗成的奇怪委婉说法。这样说来，我真的可能怀孕了。但还是不太可能，也许验孕棒有问题。我用发抖的手又抓了一根验孕棒，然后尿下去。

我再度冲掉马桶，静候结果。这次我想到，那两条紫线可能解释了一些事。直到现在这一刻之前，我原本还相当确定，几周前我突然提早进入更年期，也或者我疯了，或是我要死了。前几个星期，我的脑子突然不清楚起来，丧失思考能力，还对孩子和先生大呼小叫。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动怒——我的手机呢？为什么老师不能多帮帮儿子？楼上的装修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平日就让我心烦的事，现在更是让我一触即发。除此之外，我经常感到累，在书桌前就睡着，有一次在杂货店站着排队时也睡着，（“小姐，小姐？喂？”）甚至还在普拉提课伸展做到一半的时候，在核心床上睡着。我打电话给医生，说自己怪怪的，预约看诊，但要看什么我也不知道。难道我要和医生讨论，我因为明显存在的不明病因，情绪突然抓狂，全身不舒服？我静观其变，就算喝了咖啡，依旧脑袋昏沉，全身虚弱，而且咖啡味让我想吐。

噢我的天啊，我想吐，而且是咖啡让我想吐。这下子真相大白，事情都清楚了，我怎么那么笨没想到。我低头看验孕结果，当然，当然是这样：又是两道紫线，这下可好。

冥冥之中，在概率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我怀孕了。

我在妇产科候诊室含着姜糖，默默等待，准备告诉医生我和先生的决定。我看着一旁每本杂志封面上微笑的幸福孕妇，发现自己——套用灵长类动物进化生物学家赫迪的术语来说，我是个受农业影响的两足、无毛、半连续性发情的高阶灵长类动物——身处一个独特但毫不令人意外的情境。

史前时代的人类，如同许多今日依旧存在的搜食者与狩猎采集者，女人两胎之间的间隔长达三四年至五年，毕竟如果饮食主要是植物、坚果以及一丁点的肉，摄入的卡路里不高，随之而来的是瘦弱身材。体脂低的女性不常排卵与来月经，一年可能只有四次，再加上泌乳期与养育孩子的重担，以及永远都得寻找食物，人类祖先的生育率极低。等下一胎出生时，上一胎也四岁了，大到可以帮忙照顾新生儿。但如果把女性放到农场上，让她们过着更加静态的生活，卡路里又较为充分，体脂率会快速上升——生育率也跟着上升。这种生活方式的特征是每个月都来月经，而等人们不再下田，远离农场，走进购物中心、千篇一律的大房子与公寓建筑物时，这种生活形态并未改变，也就是说，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变成常态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每一个城市，你会看到妈咪推着的婴儿车前放着一个小婴儿，踏板上还站着一个两岁大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社会之前的原始生活方式，在我们眼中开始看起来很奇怪，我们人类永远都在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以及一个已经升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两个孩子差这么多岁，我都会耸肩回答：“这是更新世代冰河期生孩子的间隔了。”而眼下，我肚子里又有一个大概十周大的宝宝，大概吧。医生喊我进诊室并关上门后，我再也无法维持镇定的假象，我流泪解释，验孕棒出现两次两条线，我和另一半商量了一下——我已经这把年纪，二宝又还小，再加上我过去的身体情况等等，实在不适合生第三胎。妇产科医师点头安慰，给了我几张他签好名的表格，我离开诊所，前往大医院，填写更多流产手术的表格，把资料交给默默同情我的行政人员。我感觉手脚发麻，行政人员露出一个小小的同情微笑，要我明天早上再过去。

我没回家，也没进办公室，而是走进中央公园，坐在湖边的一个树下小凉亭。那天早上和平常一样，阳光灿烂，空气凉爽但并不寒冷，四下无人。我看着几只乌龟在布满藻类的浑浊的湖水里游来游去，想着当母亲这回事，心中千头万绪。我想到慈爱、温柔敦厚、宠爱孩子的妈咪，也想到拉克研究的母鸟——顺应生活环境，冷静做策略思考，客观计算生几颗蛋最好。我想着再生一个要付出的代价，想着每个孩子分到的母爱会减少——不管是在史前时代还是现在，不管是哪一种生物，具备生育能力的雌性都得做出这种艰难的选择。要同时喂养两个双胞胎，还是养一个就好？有时资源就那么多，一个母亲可以给的只有这些。要不要把这个婴儿送到孩子可能死亡的孤儿院，好让自己能继续工作，养大其他已经脱离危险婴儿期的孩子？或者留下他，想办法让他长大，但拖累其他孩子？掠食者在追我的时候，我是否该丢下孩子，让自己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如果我是一只年轻袋鼠，以后还有再怀孕的机会，我愿意赌以后生存环境会更好——等下次怀孕的时候，食物会比较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掠食者也比较少等等。

研究母性的社会生物学家赫迪告诉我们，做母亲会碰上的一切，都和取舍与选择有关。现代人和早期的女性人类祖先一样，也和世界各地的动物一样，我们会试图取得平衡，让已经出生的孩子和未来再生的孩子，可以享受到同样的资源，同时也得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不然每个人都会死，或是过得很辛苦。赫迪说，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女人一直都在生存与生孩子之间做取舍，表面上两者看起来很类似。”我的困境是个老问题，一点都不特别，但我依旧觉得心力交瘁。

我待在公园湖边，一待几小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回家和丈夫长谈。我在医生的答录机留言，不久后医生就回电。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不做手术了。他问是否要重新安排时间，我说不用，我们不做了。几个小时后，我把儿子送上床，自己也和先生躺进床里，才发现床是这么软，这么舒服。我很困，但心满意足，心里终于平静下来。我抓着先生的手要他抱着我，我说：“我们很幸运。”先生说：“没错。”

当婴儿或小孩永远是件相当危险的事。不论是在史前时代、信史时代<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8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893e08405538b49b95b4b0600129783783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甚至是今天，婴儿与孩童阶段一直是人的一生中最危险的阶段——胚胎期又更危险。即便是在工业化的美国，即使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产前护理，仍有超过一半的孕妇无法顺利生下孩子。1988年一份经常被引用的研究发现，有就医记录的孕妇中，31%最后流产。如果再算进没有记录的怀孕，许多评估数字说超过一半的怀孕“自发性终结”。

当然，如果是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孩子一旦出生，存活下来的概率就非常高。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一千个之中有超过九百九十四个能活过婴儿期，但全球各地一天就会有一百万个婴儿死亡——他们大多死于早产并发症、疾病与营养不良。在距今不远的年代，婴儿与孩童的死亡率极高，史前时代更是高到惊人。今日许多传统部落的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例如在“尚未受到现代文化影响”的狩猎采集部落，43%的孩子活不过十五岁。学者赫迪估计，昆桑女人死时无子的概率高达一半——而且不是因为她们没生孩子，昆桑人平均生下三点五个孩子，其中妮萨是典型案例。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8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893e08405538b49b95b4b06001297837835"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深入访问昆桑女性妮萨：妮萨曾二度流产，生过四个孩子，其中两个活不过青春期，另外两个活不到成年。

如果孩子随时可能夭折，做妈的人怎能不心惊肉跳？现代人忘记了，不管是过去或现在，当孩子都是一件危险的事，以及当妈有多令人焦虑。即使我活在今日，我也开始感到儿童的生命其实很脆弱。我那些当妈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整天接送孩子、忙东忙西、脾气暴躁，永远不可能忘掉为人母有多令人焦虑。

我开始想，当女人小心翼翼盯着游乐场，看着孩子在玩耍中渐渐长大，以及我们平日在女孩之夜释放压力时，在我们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人类承受着集体灾祸：我们失去孩子的概率，永远和保住他们一样高。对当妈的人来说，大家除了都会抱孩子、喂孩子，埋葬自己的婴儿，其实也是古往今来的母亲共同的经历。上一秒我们还在孩子膝盖擦破皮时安慰他们，下一秒我们也很可能在孩子死亡的时候，安慰自己与他人。我在上东区生活数年，这里已经看似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但我平日依旧和其他女人一样，承受着各式压力，面临各种当妈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人类天生害怕失去孩子的焦虑绝对一直都在。从某种程度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不都来自那些最深层的焦虑？我们难道不是永远都和坎迪斯一样，永远忧心忡忡？

进化心理学家曾经研究“丧子之痛”对母亲以及整个人类族群造成的影响：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孩子的死亡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人类所有的发展阶段，以及在现代之前的信史时代，儿童期一向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相较于其他进化压力，例如在成人期求生存，或是必须找到配偶生儿育女；让血脉无法一脉相承的事件，最可能发生在儿童期。儿童夭折带来的巨大的潜在进化压力，按理说会对人类的心理适应造成极大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儿童死亡或许是人类进化心理学最不常研究的影响因子。

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在我研究的上流社会部落，悲剧会给人双重打击，因为伴随着悲剧而来的是，你会发现尽管自己已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人生如果要发生什么事，你依旧躲不过。你健身，背下小儿科医师的电话号码，房子保了各种可能的险，而且一切打理得好好的——甚至还请了时薪两百美元、确保一切井然有序的专业管家，然而灾祸要来就是会来。只要留心一下，几乎每一个我认识的妈咪，或是她们的姐妹或最好的朋友，都曾经心碎。有人怀孕两周流产，有人怀孕十二周。就算到了三十九周，脐带一绕颈，宝宝依旧说走就走。有人的保姆晚上睡觉翻身压到宝宝，新生儿窒息而死。一个两岁孩子在游乐场上跌倒——只是轻轻摔了一下，没什么，似乎连头都没撞到——几天后就死于脑震荡。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摔出窗外，死在马路上，让每个人为之难过。还有一岁大的小孩，到纽约最好的医院动个简单小手术，结果再也没回家。三个小女孩的性命被大火夺走，烧得什么都没剩下。这里，就在这里，在我们的世界，在上东区，人人觉得这里很安全，事事顺遂，直到灾难打醒你。

我这次怀孕一直很不舒服，孕吐比前两胎严重，但没人发现任何异常。我每天都在吐，不过我怀大宝、二宝的时候也一样。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吐，然后刷牙，带儿子去学校。我会在学校外和其他妈妈讲话讲到一半就开始吐，接电话也在吐，还吐在出租车上的塑料袋里。我以为孕吐代表肚子里的宝宝很健康，因为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是这么说的，但还是很不舒服，我每天病恹恹的，总是觉得累，也对二宝感到歉疚，因为无法好好陪他玩。我会躺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告诉他：“我们来假装妈咪是涨起来的泡泡怪，你当小男孩。”接着儿子会拿出自己所有的玩具，在我身旁玩。我怀孕一段时间后，儿子会轻拍我的和肚子。有一天他一边吸奶嘴，一边笑着说：“好好玩。”

我的体重微幅下降，但我怀二宝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老三发育良好，通过所有的怀孕与基因筛检，羊水穿刺也都没问题。发现这胎是女孩时，全家人心花怒放——不管是哪个神负责掌管这种事，我们都想说：我们没生过女儿！都是儿子！先生原本不是很想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又要再经历一次养育新生儿的过程，现在他改变心意了，会突然兴奋地说：“我们又要有一个小宝贝了！”

从某方面来说，老三是个负担。她会占据家里的空间，会“偷”走哥哥的婴儿床，而且也需要私立中小学与大学的学费。此外，我们还得替她装修房子，还要付四五年全职保姆的薪水。林林总总的花费，让我直到最后一刻都觉得不能再生一个。但决定要生之后，我们全家兴奋地帮她规划起未来。我们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晚上安然入眠。我决定要让老三跟我姓，先前我希望大宝和二宝跟我姓的时候，先生坚决不肯，这次则毫无异议。我没告诉先生，但我已经决定女儿要叫达芙妮了。这孩子这么想出生，我怎能不答应？怎能不给她一个名字？

人们想到纽约市的时候，不会想到大自然，不过这里有很多自然景观。我家的街区有很多树木，而且中央公园绿叶成荫的入口就在不远处。在夏天的一大早，鸟儿不会歌唱，而是发出凄厉的叫声。我们家就连出电梯走到大厅的时候，都能听到那种叫声。在湿气很重的一天，在先生带我去看妇产科医生时，我就听到了那个声音。前一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医生，告诉他我好像在出血。我穿着黑色内裤，所以看不太清楚，垫了张面纸后，有一点微微的粉红，不是鲜红色，应该没事，对吧？医生用严厉的口气要我躺下——我听得出来，那种语气的意思是“完全”卧床，而不是稍微躺一下，然后又爬起来给孩子念个故事，煮个晚餐——医生要我喝点水，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汇报。我打电话给先生，先生说：“你怀孕的时候会出血，你每一胎都这样，那是你的体质。”我叹了口气，觉得他说得对。我告诉他，医生的态度很严肃，但不会有事的。保姆同意今天待久一点之后，先生就去应酬了。我告诉保姆：“应该没什么大碍。”

我遵照指示，稍晚又打给妇产科医师。医生要我再多喝一点水，而且绝对不能动，明天一早就到诊所报到。

门童打开大厅的门，鸟儿的叫声震耳欲聋，一群蓝鸟发出紧急的不似鸟类的尖叫声。我和先生先是走进遮雨棚，接着又走向在雨里等着的黑色轿车。先生一向不是暴躁的人，但今天他骂道：“没有伞吗？”下雨的时候，我们的门童一般会撑伞护送住户上车，让人享受无缝接轨的舒适。不过今天雨不是很大，还只是毛毛细雨，门童耸肩，笑了一下，我也笑了。我钻进车子后座，躺在先生腿上。先生继续骂道：“这群人不晓得在搞什么。”车子开过中央公园时，先生望向窗外——雨里的公园安静、孤寂，灰蒙蒙一片，就像我喜欢的那样，空无一人、安详、幽静，不像晴朗的周末，闹哄哄的都是人。先生摇头：“门童应该把该死的伞拿出来，我的西装都湿了。”

“你看到什么？”我问医生。我双脚张开，踩在罩着米妮毛巾的妇产科脚蹬上，一点都不紧张。先前我也曾经因为可能流产，被要求卧床休息——最近一次是一年半以前，不过最后都没事。过去几天，我认识的最镇定的妈妈莉莉，写了好几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安慰我，告诉我不会有事的，还在我哭的时候，跟我讲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我卧床休息，还请了居家护理员过来，护理员陪我做数独，还帮我做意大利肉酱面。我看了《橘子郡娇妻》（therealhousewivesety），详细告诉莉莉和坎迪斯每一集的剧情。她们认真听我讲，跟着大笑，顺便帮我加油打气。我先前也碰到过各种危机，但最后都化险为夷：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曾流出鲜红色的血，医生说流产概率是百分之五十；后来生产时又生了很久，护士看着大宝起起伏伏的生命征象，对医生大喊：“婴儿情况不稳定，我觉得不妙。”此外，当初我努力和先生一起建立人生时，也出现了他前妻和女儿的问题。但这些似乎永远演不完的连续剧情节，最后都完美解决了。

“你不会想知道的。”妇产科医生拉着盖住我下半身的粉红色床单，叹了一口气，坐回有轮子的办公椅，让我好好看着他。我把自己撑起来要跟他讲话，但他非常轻柔地说：“躺下。”

躺着听坏消息是一种很奇怪的姿势，除非说话的人靠在你上方，或是你闭上眼睛，否则你是在盯着天花板听消息。接着，依据消息的严重程度，你可能会经历我以前还以为只是被用烂的形容方式，或是夸张的戏剧性说法——你会灵魂出窍，从上方看着自己的身体，只听见有个声音说着“羊膜突起”“子宫颈闭锁不全”“她的脚有点卡在你的子宫颈”……然后我想着：我怎么会在半空中，下方的那个女人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难过？她似乎在哭——整张脸抽搐，红通通地挤在一起，恐怖极了。

先生抓住我的手时，我的灵魂突然又回到身体，那种感觉很痛，就像撞到手肘一样，只不过整个身体都是手肘。我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嘶哑地挤出不可置信的一句话：“什么？”现在我看得到妇产科医生的脸了。他故作镇定地简单告诉我：“这种情形通常结果不会太好。”医生看起来苍白又疲惫，我两只手拧在一起，像是在找些什么，又像是在推开什么，我要自己停下。

“所以你觉得这个孩子保不住？”我几乎平静下来。所以最糟就是那样？好。还是他要告诉我更糟的消息？孩子已经没了。先前我和先生不确定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在最后一刻决定还是要生，但现在我们将要失去她。她会活下来的，对吗？不会有事的。医生说要把子宫颈环扎起来，缝个一两针，让子宫颈闭合，我说我听过那种手术，我以前帮女性杂志写过一篇相关报道，受访者被头朝下脚朝上吊起来几周，然后就没事了。

医生听完我的话点了个头，重复一遍，现在就送我去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