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民族医院做康复治疗的第三个月，李心娥把截瘫的丈夫弄回鹏程路的新家里做后期的康复训练。

到了家里，她狠下心来，决定不再管丈夫的死活了，让他自己怎么康复就怎么康复，他伤自己伤得太深了，忍也忍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不是很有能耐吗，看他还能蹦跶到什么时候，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这些想法在她到达高阳省达芳市的第二天就有了。那天下午四点，她从当地警方接收了一只丈夫使用的拉杆旅行箱和随身携带的已摔坏的手机以及银行卡。

回到丈夫的病房，她用水果刀划开密码锁住的黑皮箱，当她发现里面有五十二个城市的各种车票，八十一只杰士帮安全套和三瓶印度神油时，她歇斯底里地躲到神经科的公厕里捶着墙板放声大哭。她的哭声凄历悲愤，如鬼哭狼嚎，把厕所的其他人吓得毛骨悚然、夺路而逃。

那些闪烁在李心娥脑海的情趣用品仿佛万箭齐发，瞬间穿透和击碎她彷徨焦灼的灵魂，将她抛入无比痛苦的深渊，让她感到无比地羞辱、悲愤和疯狂。

这个报应来得太晚了，老天爷真够哥们!让这个千刀万剐的畜生到处纵欲；他不应该拥有这些钱，他在浪费和玷污这些财富!他不应该活着，应该遭五雷轰顶，劈成八块；他不应该半活不死地活着，应该摔死在达芳市高阳宾馆的下水道里，不该活着让人拿着笑柄的铃铛满世界的摇晃!他应该下地狱，应该受到比下地狱更可怕的惩罚······

无数个日夜，李心娥在丈夫的床前床后，心里不停诅咒着，咬牙切齿地诅咒着，发泄心中翻江倒海地不满。

农二嫖行天下的理想尚未成功便倒在早春二月的轮椅上，他为他的行径付出近百万元人民币的账单。这个代价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回到家里，李心娥不再为了夫妻之名在外人面前伪装自己。她当没有丈夫一样，尽量不跟他碰面，不跟他说话，不给他做饭，不给他洗衣物--除了女儿回家有所收敛之外。

女儿对于父母之间的感情了然于胸，她早就不劝他们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彼此互相尊重，多交流多沟通多体谅，好好经营这个家。她知道那样做是徒劳的，从上初二的时候起就深知这一点。

她不赞成母亲的做法，更不会恭维父亲的所作所为。她预感父母这一辈子会在小吵小闹，不离不弃，不好不坏中度过。

也许看在女儿的份上，李心娥对丈夫的恻隐之心未曾泯灭，没把事情做绝。她不忘定期給他火食费，让他自己叫外卖，不至于饥一餐饱一餐。为了减少心中残存的内疚，必要时她叫妹妹李心妮有空过来瞧一瞧。她本以为妹妹会避嫌，但是妹妹没犹豫就答应了。

李心妮自从家庭破碎之后，不敢住在三仙村的宅子里，她搬到工作单位的宿舍去住，空出来的两层189㎡的楼房租给别人使用。她休假的时候住到姐姐家去。

李心娥用七个月的时间在贝柳村东街和西街建起了两栋七层，面积总共1660㎡砖混结构的楼房，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在夜深人静的梦呓里断断续续地嘟囔到。这期间她起早贪黑，要想别人学习建房的经验，把大部分的时间留在工地上，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松懈。

她毕竟是外行，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不怀好意的包工头周旋、沟通，花更多的时间货比三家跑建材市场，花更多的时间计算和控制建造成本。她没有时间去管丈夫，也不想有时间去管，她只留意他是死是活--活在刀尖上还是蜜罐里，不在她考虑的范围之内。

李心娥对丈夫视而不见地对待待，妹妹李心妮早有察觉。她跟姐姐的相貌一模一样，但是性情一点不像姐姐那样好面子、强势。她懦弱、善良、没主见，视姐姐的话为圣旨，几乎不违逆姐姐叫她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