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萧红的“女性身份”

陈洁仪

《商市街》大部分篇章写于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在书里的追忆有将“昔”比“今”之意，不过如果把此书与萧红发表于哈尔滨的作品比较，可见《商市街》所表现的“自我迷茫”，与哈尔滨时期的作品一脉相承，同样充满无所依傍的情绪。

萧红作品中与哈尔滨时期有关的，可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是发表于哈尔滨或之前的作品，另一类是日后追忆哈尔滨时期的生活片段，其中包括已分析过的《商市街》及部分散文，两类作品合计二十四篇。这些作品，虽然在内容、风格、气氛情调上或有别，但从“身份”追寻的角度来说，都有共通之处。尤其对于个人命运或自我定位的不确定感、对于未来表现无可依恃的悲观看法，都弥漫在哈尔滨时期的作品里。

除《商市街》外，一共有八篇作品记述哈尔滨的生活。这些作品无论是写于哈尔滨的《广告的副手》、《破落之街》、《烦扰的一日》等，还是像《商市街》一样于一九三六年追述当年生活如《索非亚的愁苦》和《初冬》等，其内容、情调及人物的自我定位（低下层的穷苦人），都跟《商市街》很相似。其中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与“三郎”的关系较疏，或记载“我”认识“三郎”前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或与亲人、朋友的见面情景。或许这也是作者没将这类作品收录在《商市街》的原因。八篇作品中的人物，与《商市街》中所表现的自我迷茫和失落，皆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包括“我”的声音很突出，方便直接呈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我”通常处于低下层的位置，前景未明，无可凭依，老人、乞丐以及相类似的穷人，反复出现（八篇中至少有五篇），有时候还要加上各类残疾人的描写，例如乞丐中的“聋哑人”、“多腿人”等，读之深感作者把人物位置推向社会上的最底层，并把自我投射的悲苦心情推向极致。在《商市街》里，萧红面对中央大街的都市繁华，只能做个站于街外的局外人。在另一篇作品中，萧红同样站在一条不属自己的“破落之街”上，住在这条街上的贫民，“猪猡”，如“污浊的群”，活得毫无尊严。面对低下层人物的悲苦命运，萧红或身处其中，或感到无能为力，作品所表现的，只是失落和孤独，认为完全没有可供凭依的出路，剩下的只有不确定、不可知、听天由命的此刻和未来：“然而让我怎样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祷。……”

在“我”与哈尔滨的社会关系上，以《访问》和《索非亚的愁苦》两篇为代表，同样表现了“我”与社会（尤其是“俄化社会”）的隔阂，其中与《商市街》不同的是，人物并非通过如欧罗巴旅馆等象征事物，被动地受到“俄化社会”的排斥和欺压，而是通过与俄国人的接触，直接表达自己对“俄化社会”的观感。在《访问》中，“我”从女房东的谈话里，带出旧俄末落贵族种种自以为是的骄傲。由俄国女房东所象征的文化和态度，“我”显然无法接受。跟对女房东的反感不同，在《索非亚的愁苦》里，“我”对于俄文教师索非亚充满同情，原因是“我”与索非亚都有共同的伤痛——离乡背井的漂泊之苦——在索非亚身上正投射了“我”的乡愁。然而，即使愿意理解、沟通，即使同阶级、同感受，但两种国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犹如隔山，“我”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最后，八篇作品中的人物总得不到的安稳、确定的结局，反而无所着落、不知何去何从，其中以《烦扰的一日》、《过夜》和《初冬》，最能表示人物无家可归的失落处境。作品虽然流露出无家可归的迷茫，然而哈尔滨时期的萧红，仍不认为另建幸福家庭就是取得新认同归属的捷径。换言之，作为妻子的女性身份，仍未算是萧红在哈尔滨时期所确认的归属，在《烦扰的一日》里，她甚至认为家庭是女性的包袱和负累。

以上将萧红描述哈尔滨时期的生活与《商市街》对读，不难看到人物在“自我身份”追寻上的一致性。一九三六年她在《初冬》里，追忆哈尔滨的生活，事隔虽久，但回溯起来仍然回归原处，无法忘记当初女浪人的漂泊心情。《初冬》反复在“回家”与“漂泊”的答问中坚持自己不回家的信念，反而突显“家族认同”对她的诱惑。弟弟的逼问既是真实的情景，亦可视为萧红内心另一声音的召唤，在“出走”和“复归”之间出现的内心挣扎。无家可归的身份迷茫的确令人疲惫。然而，萧红最后还是选择继续流浪，这个结局——不约而同地与《商市街》的结尾互相呼应——当然，同样也预示了萧红日后“永远在他方”的现实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