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一定是波动得很厉害的，然而没有物价数字遗留下来，只能根据当时货币贬值的情形来作一些推论。

三国中，曹魏的经济是比较稳定的。但也不是没有货币问题。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就任丞相时，承继了董卓乱后的一个残破的局面；货币制度已经崩溃，生产也必定萎缩，人民过着实物经济的生活，以谷帛为交换手段，至少在京洛一带是这样。前一年会北征乌丸，或许已感到实物经济的不方便，需要用钱。这一年打算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和孙权，筹备工作更是要用货币，所以恢复了五铢的使用。赤壁之战，曹操动用了八十三万大军，不但曹操方面没有发生通货贬值的事，连孙权和刘备方面也不会听说有什么货币方面的措施。大概在那次大战中，双方只是把现成的物资消耗了就结束，战争没有持续很久。后来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对曹操政、权下的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即刘备称帝的那一年，蜀汉的货币又已减重；曹丕于十月再停用五铢。史书说是因为谷贵。然而历史上谷贵的时候很多，因谷贵而废止货币却少见。情况一定不是那样简单。当时从曹魏内部来看，货币数量一定不多，除非有私铸小钱，否则谷贵应当是由于天灾。从外部来看，当时蜀汉不但使用当百钱，而且这当百钱大概也已减重。

如果魏蜀之间交通方便，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曹魏的五铢应当流向巴蜀，使曹魏境内的货币数量更加减少，物价只有下跌（通货紧缩）。不过当时两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并不密切，而且两国谅必各有各的价格体系，所以在货币上不致互相影响。停用货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天灾使粮食缺乏而价格上涨，货币数量又不够，因而回复实物经济。这样过了六年。其间蜀汉的货币谅已继续贬值。

到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又铸造五铢钱。再用钱币的原因据说是由于民间作伪：把谷弄湿了，使其重，把绢织薄了，使其广。（这也是实物货币的一大弊端）这就说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也可以贬值。也有人说，曹魏久不用钱，积累了巨万的钱币，所以恢复用钱。但改铸五铢的事也是符合曹魏的政策的。史称曹氏代汉，以曹丕最为奢侈。即使一个封建统治者也不能在实物经济的条件下来安排他的奢侈生活，必须要借助于货币。但更铸五铢并不等于贬值，所以不一定是受了吴蜀的影响。大概由于蜀汉有重山之阻，孙吴也有三山之隔，钱币方面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吴蜀的货币继续贬值，没有见到曹魏采取什么措施。

实际上，史书说：自明帝改铸五铢钱后，到晋代还在通用。曹魏币制之所以比较稳定，有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屯田和积谷的办法。曹操晓得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所以极力提倡屯田。破黄巾之后，就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赤壁战后，曹操退守北方，不再轻举妄动。曹丕曹睿大体上能继行这种政策。曹芳时，采用邓艾开凿运河的计划，讲究水利，每年得五百万斛。因而币制没有动摇。而且当时虽已恢复使用货币，实物经济的成分还是浓厚，收入靠租谷，抚恤赈济也用谷。曹芳即位的时候，用御府的金银杂物百五十种、一千八百多斤，销熔以为军用，而不是用钱。钱币只见于赏赐。

蜀吴两国的情形就不同了。四川在汉末割据的时候，大概使用刘璋的五铢钱，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或太平百钱。所以诸葛亮说：益州民殷国富，而不知恤。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后来又向巴蜀发展，一定感到财政上的困难。有人说，刘备在荆州时，粟与金同价。他在攻打刘璋的时候，恐怕连军饷也发不出，所以才向士兵约定：城破时，府库的钱财由士兵们分享。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攻入成都，果然士兵们抛弃武器而取钱财，这对于刘备的政治野心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刘巴才建议铸直百钱，大概就是直百五铢。这直百五铢的重量不过等于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以同样多的铜去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所以连帐钩也被搜括来铸钱。难怪史书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了。刘巴的建议不一定是他的创见，如果汉中方面已有人铸造太平百钱，那么，他只是劝刘备照做罢了。次年取得犍为，又在那里开炉大量铸造。

这一时期，蜀汉连年用兵。建安二十四年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荆州则被孙权取得。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同孙吴战于夷陵，五六百里相持，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刘备死后，后主奢费。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同吴结盟，诸葛亮渡泸南征。五年进兵汉中。接着六出祁山，同司马懿进行了几年的战斗。疲敝的益州，怎样负担得起？四川是不产铜的，所以直百五铢的分量不断减轻，由八公分减成六公分，后来减到三公分以下。钱币的供应，似乎是靠犍为，因为细审各种直百五铢，以犍为的那种版本最多。这就说明为什么后来钱背不再铸为字，因为犍为所铸的钱已不限于本地流通。犍为一带以矿产著名，大概也有铜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