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广济出发，直趋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最后的屏障，若失，则武汉不保。国民党军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日军第六师团久攻不克。但是，9月24日，随着江对岸富池口被沿江西上的波田支队攻占，日军以海陆空立体攻势导致守军无法招架，田家镇要塞遂于9月29日陷落。冈村宁次为了抢在日本第二军之前占领汉口，以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所部作为快速部队长途奔袭武汉，于10月24日占领黄陂。

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第一一六师团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10月21日，占领兰溪。24日，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阳罗。

江北日本第二军的行动比第十一军晚了不少，原因后叙。直到8月22日，东久迩宫稔彦王才集合齐属下的进攻部队从合肥出发。

六安和霍山是大别山的两扇大门。8月27日，日第十师团向六安，第十三师团向霍山发起猛烈进攻，两城分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攻克。之后日军兵分两路。左路第十三师、第十六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商城、麻城、黄陂，配合沿江西上的第六师团攻取汉口，右路第三师团、第十师团直捣潢川、罗山、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对武汉实施迂回。

左路第十三师团于9月2日开始进攻富金山。守卫富金山的是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其中有两个德械师，久攻不克的日军伤亡惨重。诺门坎战役中将要出场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9月11日，日增援部队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会攻富金山，激战9天后，宋希濂部被迫后退。富金山之战尽管失利，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日军乘胜追击，连占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遭突破，日军就将越过大别山沿公路，一路畅通无阻地推进，前去武汉已无险可守。防线由宋希濂退下来的第七十一军、田镇南的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联合防守。国民党军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从9月18日一直打到10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才取得突破，穿越了大别山，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此时，南面的国民党军已经弃守武汉。

第二军右路进攻的情况要稍好一点。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很快占领固始，在攻击潢川时遇到了名将张自忠。张自忠所部第二十七军团整整守了10天之后，安全撤退。之后日军进攻罗山、信阳，遇到了同样属于精锐部队的胡宗南部。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国民党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属下甚至包括邱清泉率领的当时国民党军中唯一的坦克部队。胡宗南拿着这么好的装备，用3个军共7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的2个师团激战20多天后，还是被击退。日军一路前进占领光山、罗山，10月13日攻陷平汉路上重镇信阳。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胡宗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竟带领全军迅速避开正面向西撤退，一下子跑到了南阳一带。此举导致平汉路门户洞开，日军沿着平汉路长驱直入，连李宗仁都差点成了日军的俘虏。10月24日，日第十师团逼近孝感。

到10月24日，除了被几乎打残的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地区进行休整补充之外，日本华中派遣军其余所有参战师团都抵达武汉周边，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汉形成包围。

就在荆楚大地以武汉为中心的攻防激战正酣之际，南边的广州地区烽烟再起。早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际，日军就已经突袭占领了厦门。加上之前上海、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与它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防守异常松懈。粤军半数被北调参加武汉会战，导致珠三角地区兵力空虚。

蒋介石认为日军正全力进攻武汉，不可能有多余的兵力在其他方向展开大规模作战。这种想法看似也有一定道理，兵力不足的日军本来计划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再调集兵力实施广州作战。武汉战场国民党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本大本营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在南方广东地区开辟新战场，策应北面的武汉会战。日本参谋本部迅速抽调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三个师团，组成了第二十一军，由古庄干郎中将统领，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广州战役。1938年9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广州战役的攻击令。

事先听到一些风声的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做了报告。蒋介石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人故布疑阵，制造假情报，试图让国民党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他不但没有给广东地区派出增援，还从这里又抽调了一个师去支援武汉战场。1938年10月上旬，日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突袭广州，10月11日晚在大亚湾成功登陆。登陆后的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郊。负责广东防务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仅留有7个师、2个旅，共8万多人，且兵力分散，戒备松懈，根本挡不住日军如狼似虎的攻势，仅仅10天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也难怪，余汉谋身边的两个少将高参全是日本人的奸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日本人掌握得清清楚楚，能坚持10天也算不错了。广州于10月21日下午沦陷。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至此被切断。

1939年2月，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日军占领了仅仅有3000多名守军的海南岛。其中一个登陆点离老酒现在的打工地只有几公里之遥，老酒为此专门去看过多次。日军随后宣布中国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已经归日本所有。

在这里提到这个并不激烈的作战，并不是老酒身在现场，睹物怀古。通过占领海南和南沙群岛，日本取得了下一步实施南方作战的重要前进基地。这里离英、法的殖民地实在太近，英、法等国立即发出抗议，日本宣称此举“只为封锁，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作为威慑，1939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舰队缩短逗留在大西洋的时间，返回其在太平洋的驻扎地。

广州的陷落导致粤汉铁路被彻底切断，武汉更失去了继续坚守的意义。10月24日，国民党军放弃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10时，蒋介石携宋美龄离开武汉，飞往衡阳，四周日军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10月25日晚2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26日凌晨5时，日军波田支队突入老酒曾经学习和生活了4年之久的武昌。27日，配属给波田支队的日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从武昌渡江，攻占汉阳，武汉三镇咸落敌手。

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贺胜桥，第二十七师团占领桃林镇，但此时中国守军主力各部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参战的110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妄想，再次破灭。

武汉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伤亡约5万人。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10万人，伤亡超过18万人。

日军在战场上无疑再次取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攻克南京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穿上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国民面前亮相”。可表面的光鲜却无法掩盖暗淡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和作战将领都清楚，武汉之战是日本侵华作战的最高点，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日本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中国的希望。

在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大约20个月的战争中，日本损失的兵员达到了20万人。其间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被迫4次追加军费，总支出超过了8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这4次战争的军费总额的163倍。为了支持前线作战，日本使用外汇大量进口军用物资，导致出口严重萎缩。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减少，工业生产因为缺少原材料而陷入困境。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窘境：由于拼死老命组织生产也无法满足前线的实际需要，连军事院校教练使用的教学步枪都被收走，用于装备新扩建的师团。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兵员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军曾数次大规模扩军。1937年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扩编了10个师团。根据日本《兵役法》，陆军征召新兵服现役2年，随后15年时间为预备役，海军现役和预备役时间分别为3年和9年。为了大批量“生产士兵”，军方被迫放宽了征兵的标准，最低身高标准从155米降低到了150米。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1935年是20%，1937年提高到23%，到1939年一下子暴涨到47%。在短时间内急促扩编，征用的大部分是预备役和后备役人员。1938年下半年，侵华日军现役人员仅占113%，预备役兵员占了226%，后备役兵员占了452%，补充役兵员占了209%，这势必导致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日本本土仅仅剩下1个师团，而在中国的师团却达到了32个。其具体配置是：东北8个，华北12个，华中10个，华南2个。这些兵力集中起来虽然可以在局部打出一些精彩的战役，但是放在广袤的占领区，连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显得捉襟见肘。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国民党军不时实施局部反攻，更主要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人民武装不断成长起来，大片国土不断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来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换言之，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再次遭到战略性失败，而且成为中日战争由日本战略进攻走向两军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战场上无力继续推进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治安作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就在武汉会战刚刚结束不久，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汪大汉奸的出现，犹如鸡立雀群，让之前所有的汉奸都自惭形秽，黯然失色。大汉奸后来对小汉奸实施了收编和资源整合，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日本曾经因为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中日全面战争再次让日本失去了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整整一年前，1936年7月，日本东京击败了芬兰赫尔辛基等13个城市，获得了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来举办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抵制这届奥运会。最终，日本为举办奥运会不得不足足等了24年。

1939年1月4日，因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近卫文麿内阁黯然下台。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勠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蒋介石还放出豪言，即使昆明丢了，重庆丢了，大西南全丢了，他也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组织流亡政府，率领国民继续抗战，誓死不降！

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军在交界或对峙区域也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小型会战或战役，诸如南昌会战、随枣战役、长沙会战、桂南会战、豫南会战等。但相比抗战初期的四大会战，这些战役已经从决战性质的大会战，降格为区域型小战役，互有输赢。

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后来，国民党军也没有出现抗战之初那样一边倒的大溃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其实早在徐州会战结束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准备实施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原定时间是在6月开始，8月占领武汉。但在北方边陲，中、朝、苏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一次突发事件推迟了作战计划的执行。北路日第二军之所以到8月下旬才整装出发，是因为那起突发事件在8月中旬才得到解决。

那个之前寂寞无人知的小地方，叫张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