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中，我看到农民用水困难，打井不出水的场景如同电影《老井》。这里属石灰岩地质，地下暗河多，地上不蓄水，用水不便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卫生问题。镇干部认为农民懒、不讲卫生，可农民的解释是缺水导致无法搞好卫生。贫困与环境的适应性，在麻尾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习惯了贫困，也习惯了脏污，这让我对人类学中环境与文化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参与处理农民的纠纷，如南寨两农民因园边三株小树打架，来找我调解。这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关乎农民的面子和在当地的地位，处理不好可能酿成大事。而基层政府往往不愿处理这类琐事，因为考核干部更看重政绩，而非处理民众问题的能力和与农民的关系。

在麻尾，我也见证了干部的升迁与应酬。杨书记调去县农业局当局长，全镇干部大庆，晚上去卡拉oK庆祝。新书记江书记调来，同样是干部陪同吃饭庆祝。迎来送往间，工作似乎在吃喝娱乐中推进，而扶贫的实际成效却在这过程中显得有些模糊。

离别与回望

终于，我离开麻尾的日子到了。没有送别，没有鲜花和眼泪，我在火车上读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觉得麻尾就如同马桥，有着独特的故事和韵味。后来，我参加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提交的《贫困问题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未被打印，可我并不在意。当看到《扶贫手记》的样书，听着人们的褒奖，我脑海中浮现的仍是麻尾那些艰难而耻辱的日子。

在麻尾的一年，见证了扶贫工作的复杂与艰辛，看到了基层社会的百态。这里的人和事，如同拼图，拼凑出一幅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画卷，让我难以忘怀，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眷恋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