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天，我高小毕业，要上中学了。这时，因为镇上没有中学，而大哥已从香港调到上海的银行工作，三哥在南京路一家小百货店当学徒，姐姐在一家护士学校住读，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上初中。

记得我去上海，是大哥托三位同乡大叔回乡探亲返沪时，顺便把我带去的。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我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就跟他们在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再乘火车到上海。

在旅馆里，三位大叔吃过晚饭就开始打麻将牌，同时，每人叫了一个花枝招展、涂脂抹粉的年青女人坐在身后，她们一边磕瓜子吃零食，一边同大叔们打情骂俏，说说笑笑，十分热闹。

他们说的话，我当时还听不懂。我长得矮小，胆小怕事，不敢到处乱跑，只能坐在一边，看他们打牌。有一位年轻女人，看我好玩，不断地同我说话，当她们知道我是去上海上学时，都夸我福气好，还拿零食给我吃。

他们打牌玩得很晚，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大叔，就叫我先去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这几个女人还在房间里，只是蓬头垢面，衣服不整，大叔们给了她们一些钱，她们才离去。后来，我才知道，日伪时期妓女很多，嫖娼现象比较普遍。

到上海后，有一位大叔把我送到大哥处，大哥千谢万谢后，他就走了。大哥工作的银行，在英租界bj路上，靠近河南路口，一座五层高的大楼里，楼下是营业大厅，二楼是职工宿舍。大哥同我已四、五年未见面了，看到我又黑又矮又瘦又土，不禁皱起了眉头，就领着我从银行大门外边，从弄堂里来到他住的二楼集体宿舍。

宿舍是一个大房间，放了十几张单人床，大哥的床位一头靠窗，两边都有别人的床，我到后，就在两床之间，放了一张帆布小床，作为我的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