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议院依然保留着否决和中止，有权审查或是无限期拖延议会下院的决议案，但在现实中，这种权利通常都不大管用。

因为下院内阁只需要轻轻摇晃一下手中的财权，那些可怜兮兮的贵族老爷们，就会像宠物狗一样摇头摆尾的讨好议会下院。

这背后的原因颇为无奈，自从新兴商业贵族和大布尔乔亚成功掌握着大英帝国的财富之后，反倒是不思进取的传统贵族一个个都穷得叮当响。

为了维系那看似滑稽而可笑的贵族体面生活，其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下院议员和他们的同盟者大肆举债，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尊严和地位也随之逐渐丧失。

现在好了，老贵族们扬眉吐气的时候最终来到了。在得知《泰晤士报》的倒戈爆料，确定议会下院有人卷入到走私案后，贵族院的议员们仿佛瞬间找到了翻身的机会。

他们一个个化身为正义使者，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得意的神情，准备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一种庄严而权威的姿态，调查议会下院和内阁政府成员的贪墨渎职行为。他们摩拳擦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这场调查中大展身手，借此重振贵族院的威风，恢复往日的荣耀和地位。

在《泰晤士报》刊登匿名者的揭发信，还有平日里关心国家大事的“央格鲁-撒克逊老爷们”纷纷上街抗议，以及贵族院的积极干涉之后，原本因“复仇者号”叛舰事件的顺利终结，而稍稍平息的英国政坛，瞬间又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

对于下议院议员们来说，这封揭发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他们中间炸开了锅。一些议员们惊慌失措，尤其是那些心中有鬼，可能与走私案有牵连的人。

他们面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平日里在议会中侃侃而谈的自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开始四处奔走，与自己的亲信和盟友秘密会面，试图商讨出应对之策。有的议员试图销毁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将那些与走私案相关的文件藏得严严实实，仿佛这样就能掩盖自己的罪行。

而那些自认为清白的议员们，则感到无比愤怒和委屈。他们义愤填膺地在议会中发表演讲，痛斥这种腐败行为，试图与那些可能的渎职者划清界限。他们呼吁进行公正的调查，以还自己和议会一个清白。这些议员们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正义，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整顿议会的风气，恢复公众对下议院的信任。

然而，更多的国会议员持观望态度。这些人深知政治的复杂性，不敢轻易表态。他们默默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等待着更多的信息和机会，以便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立场。这些议员们表面上保持着冷静和沉稳，但内心却在不断地权衡利弊，思考着如何在这场看似危机实为机遇中，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政治前途。

内阁成员们的反应同样复杂多样。一些内阁部长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担心这起走私案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策略。

在会议上，气氛紧张而压抑，每个人都表情严肃，眉头紧锁。一些部长们主张迅速展开调查，以显示政府对腐败行为的惩戒，同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平息民众的愤怒。

而另一些内阁成员则对成立特别委员会表示担忧。他们担心贵族院的调查会扩大化，不仅会牵扯到与走私案真正相关的人，还可能会对整个政府的运作造成干扰。这些成员们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与贵族院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限制调查的范围和力度，以保护政府的稳定。

还有一些内阁成员则将注意力放在了舆论的引导上。他们动用政府的宣传力量，试图在媒体上塑造政府积极应对的形象，同时淡化走私案的影响。

不久，唐宁街发布了声明，强调政府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打击态度，并承诺会尽快查明真相，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这些努力在民众的愤怒和质疑面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总的来说，揭发信刊出后，这起涉及走私案以及可能牵连到下院议员和内阁成员的调查，从职权归属来看，确实属于上议院责无旁贷的职权范围。

上议院作为英国议会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组成部分，在对政府官员和议员的监督审查方面，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和权力。下院议员们即便心里不情愿，想去阻拦上议院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行动，却也在制度和程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不过，下议院也并非完全被动挨打，他们以一种颇具政治手腕的方式——掺沙子，将几个政治立场倾向平民下院的贵族院议员（而且这些议员还身负巨额欠债），送到了议会上院的调查委员会中。

这些被安插进去的议员，就像是下议院埋在上议院调查委员会里的“眼线”，他们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的走向，另一方面也能及时将调查委员会的动态反馈给下议院，以便下议院及唐宁街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按照业已形成的大英帝国的优良传统，在通常状况下，这类政治丑闻只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毕竟，在英国的政治生态中，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调查委员会的参与者们往往并非真心想要彻查真相、惩治腐败，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自己家族或是所在一方的政治团体，捞取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就会选择罢手，让这起政治丑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人们淡忘。

那些老态龙钟的传统贵族们其实颇有自知之明，他们清楚地知道，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无法取代充满生命力的新兴贵族，更不可能完成像斯图亚特王朝在1660年那样的复辟之举。

事实上，1660年也是贵族院再次复辟的日子，从那以后，贵族院的权力和影响力就在逐渐衰退，新兴的商业贵族和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崛起，成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无论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大家都形成了一套应对危机的标准处理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四阶战术”：

第一阶段，当政治丑闻刚刚曝光时，他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试图淡化事件的影响，让公众相信一切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第二阶段，随着事件的发酵和公众关注度的提高，他们会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是我们不该采取行动，继续拖延时间，希望公众的注意力能够被其他事情分散；

第三阶段，当舆论压力进一步增大时，他们会说也许应该行动，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把责任推给各种客观因素，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

第四阶段，当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时，他们会说也许当初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以此来逃避自己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责任。

在1787年，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英国议会通过了对涉嫌贪污及勒索的前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作出弹劾，并委任18人调查团对事件做出深入聆讯。

然而，随着这种有意无意、错综复杂的聆讯一直拖沓地进行，英国各界对聆讯关注的热潮亦渐渐减退。调查团的成员们似乎并不急于得出结论，而是在各种利益的博弈和权衡中，让聆讯变得越来越冗长。

而有关聆讯迟至数年之后才正式宣告结束，那位黑斯廷斯前总督则被裁定无罪。这一结果让很多人对英国的司法和政治体系产生了质疑，也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丑闻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是如何被淡化和消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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