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7年时，我是初中109班学生。“反右”之初，《人民日报》说得很明白，号召全国知识分子都给党提意见，提建议，让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还给知识分子定下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十六字方针。并声称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棒子，不扣帽子。”

到了“反右”后期，却反了脸，说成是‘引蛇出洞’。一夜之间‘红脸’变成了‘黑脸’，说话不算数，成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证明。

1958年4月间的一天早上，突然在大操场列队紧急集合。当场全校十个右分子老师被捕了。九位老师是右分子，苏锡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分子’。在逮捕他时和右分子是区别对待的。

当时，九位老师面如土色，抖个不停，毕生中第一次秀才遇上兵。唯有覃甲昆老师镇定自若，面带笑容，全不当一回事。因为他解放前搞过地下革命，被国民党捉过，关过监牢。想不到解放后，他同样免不了牢狱之灾。

若干年后，覃老师有幸出狱。回博时，老婆为了与他划清界限，不接待他，他只好孤零零地住进了小旅社。我和王祥强知道，在夜里去拜访他，他心灰意冷对我们诉说了许多心里话。

从此，他回乡隐性埋名，让自己从此永远消失在大伙的视线之中。

我父亲王贞明病逝于柳江凤凰农机医院。到了八十年代，我当了爆竹厂长，有时间带了保卫科长去了柳江农场农机医院旧址。

在离医院不到一百米远起处，一列列的坟墓，伸展到了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每个墓之间相隔不到一米，墓碑是一块砖头。

我父亲墓碑上刻有“1961430黄贞明”字样。埋葬时，我母亲去了。黄是王的误笔。我母亲秦玮玑也是博中语文老师，她回来后，受不了这种重大的打击，大口大口的吐了血。

我母亲坚强地用瘦高的身体，毫不低头挑起养育六个子女的重担。这就是我们六个子女对她孝顺至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右分子的墓碑无声，但我看出全部都是知识分子的名字，是老师、工程师、医师，全部死于非命。是饥饿，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才夺去了他们最宝贵生命。

我到了芒草萋萋的荒坟堆处，怎样寻找父亲的墓呢？数不清的墓堆，哪一堆才是我们的父亲沉睡之处呢？单凭我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

我找到了农场驻该处的小队，以每人十元的酬金，发动他们去帮忙寻找。结果还是老天保我找到了。

我让一对中年夫妇职工，去挖掘父亲的遗骨，给了五十元。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竟然料想不到的是，才挖了一尺多深，就挖出了尸骨。但尸骨已严重损坏，遗下的牙齿，细白密整洁，我就认出是我父亲的。棺材是床板钉就的，已腐烂了，遗下了钉子，我也捡了回来。

中年夫妇职工挖掘时，带来了雨伞，为父亲尸骨遮阳。挖起的骸骨就摆放在旁边的麻包面上，用我带去的绸布包了回来。无数的荒坟，只有另外一个右分子的遗骸移走。

当时我想，死亡右分子的子女，或者都还处在贫困之中，还无能力来办起这些后事。

可以想象，右分子的子女在农村是美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劣等公民。在政治上是受压迫，在经济上必定是受欺榨，他们的处景便可想而知的了。

我父亲王贞明一生正直，不吹，不赌，不嫖，少饮，是人之师表，正人君子一个。但不得善终；而坏人却能甚嚣尘上，得福得禄。

博中弟子，有蔡世雄者，他是右分子蔡前模儿子。持才清高，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文化革革期间，一绳索命。高甲潮即高甲球之弟，也宁为奴隶，不为奴才，后被枪杀。王琳孤高自傲，大队主任，队长，他都不放在眼里，故每有风吹草动，均是在被批斗的第一对象，而吃尽了苦头，始终不悔。

高福桂校长曾评论我父亲云：

“此君并无大错，只是不识时务而已。”

正是：

错划分子王贞明，爱生如子有威信；

含冤去世劳改场，临终身边无亲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