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王昭在闲暇之余曾读过一篇文章，《论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在陕西的原因》。

文章详细阐述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从爆发到推翻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六年冬为初期，自崇祯六年冬至崇祯十二年夏为中期，自崇祯十二年夏至崇祯十七年为。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而爆发的起点却是偏僻闭塞的陕西省。究其原因，用谢肇淛所著笔记《五杂俎》中有记载：命运低，得三西。谓山西、江西、陕西也。此皆论地之肥硗，为饱囊橐计耳。可见，陕西是当时有名的贫瘠地区。到了明末，这里的问题更加严重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灾荒严重，出现了大量饥民。

《怀陵流寇始终录》记，天启七年以前，“陕西北境，连年大旱，赤地千里”

陕西的灾害多到什么程度？万历初到明末农民战争前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其种类涉及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瘟疫等。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贫困的陕西人民哪里能承受得了呢！

王昭深知其中曲折，所以在很早之前他便开始抗灾救灾，凡是亲力亲为，在他眼中，草原人算个屁，女真人算个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腐朽的体制才是他最大的敌人，而这群敌人中，最难以预料也是

最强大的便是自然灾害。

明朝末期的百姓太苦了，尝尽了世间悲凄，他们变得麻木，残忍，甚至决绝。没有一位农人愿意造反，在他们眼里，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称呼，甚至仅仅听到名字就是一种幸运。而也是他们，将高高在上的皇帝拉下马。

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面对饥饿难忍的农民，贪暴的地方官吏却不肯减轻赋税剥削，这更促成了参加“劫盗”的人数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

严格说来，饥民“相聚为盗”，还不同于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前者虽也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方式，但跟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相比，低了一个层次，它虽可以划入农民起义的范畴，但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有当它发展到直接与封建官府相对立时，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才算形成，那些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尤其应当以此为标志。然而饥民之“相聚为盗”极易发展到直接与封建官府相对立。因为饥民“相聚为盗”的现象一出现，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已任的封建官府会马上出而镇压，而“相聚为盗”的饥民遇到官府镇压时，一般不会束手就擒，往往

起而反抗；这样，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的情形就出现了，非完全意义的农民起义就发展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所以人数众多的饥民的“相聚为盗”，乃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的标志。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正是在陕西地区灾荒严重、饥民众多并“相聚为盗”的基础上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