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源钱庄

创设于民国8年（1919年），资本0万两。民国14年增为0万两。民国年废两改元，改为银元50万元。历年盈余高时达10万两以上，低时1万余两，民国5年低至000余元。存款在民国1年以前，一般保持在二三百万两之间。放款中抵押放款比重最大，房地产押款是其主要项目。民国4～8年的5年间，这项押款都在“法币”00万元以上。同业往来方面，在阴历年终结算时，经常有余款拆放给本外埠同业及外商银行，但没有向外商银行拆入过款项，本国银行的存款也很少。投资有公债、房地产，民国5年起才有股票投资。

上海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复由于处在不受战争破坏的租界特殊地位，凭借优越地理条件，获得经济的繁荣和金融的发展。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鸦片战争前在上海没有一个分号，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已有4家。票号与钱庄相互为用，票号资金拆借给钱庄，使钱庄扩大了与商人和商业的联系，两者运用各自的信用工具和特长，使埠际间的商品交换无须搬运现金，可以凭借汇票和庄票进行沟通，完成异地的结算与清算。那时在上海是三种金融势力同时并存，外国资本银行居于主宰地位，钱庄因拆款关系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虽不像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但也无法与外国银行势力相匹敌。

到了19世纪末、0世纪初，中国人自己投资设立的银行相继问世。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建立总行。以后在上海陆续设立总行或分行的有：户部银行（后改称大清银行）、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信义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裕商银行、交通银行、浙江银行（即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等。

另外再讲一讲上海滩上头钱庄、票号为主的内汇市场，上海的汇兑事业，在16世纪中叶即已萌芽。明嘉靖中（约15～1566年），华亭人徐阶任内阁大学士，当时松江府赋税，先就地交入徐宅，而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府，然后缴库。明末，上海的商品经济开始发达，山西、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商人到上海趸购商品，有的已不携带现款而是通过钱铺、商号的汇兑。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汇兑的专业金融机构已遍及全国。他们发源于山西，总号亦在山西，故称“山西票号”。光绪元年（1875年）。上海已有票号4家，著名的如日升昌、蔚泰厚、日新中、广泰兴等票号都在上海设立分号，光绪五年正式建立同业公会组织即山西汇业公所。当时，上海的埠际贸易日益繁盛，两地货款的清算，主要依靠两地票号的汇兑。票号自咸丰朝（1851～1861年）后不仅经营商业汇兑，而且也承汇公款。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票号每年的业务进出总额约为8000万两。那时的汇款，已多集中汇往上海，各地票号遂承汇各省、关公款。光绪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年间共141864475两，其中汇往上海由在沪票号交上海道转付给汇丰等外国银行归还外债与偿付赔款的就达9400070两，占66％。（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