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啊。洪文刚恍然大悟，紧接着，又一个新的问题浮上心头，忍不住接着问道：那，就算咱们找到了证据，确认了刑世恩犯罪的事实，岂不是也很难办？不也得面对舆论和他们公司律师团的双重攻势？

那不一样。祁烙摆摆手：只要证据确凿，不论是舆论还是律师函，咱们都有充足的理由顶回去，且咱们便可以对外公开发表声明和一定程度上的汇报、报告了。

说实话，这些大集团，在仇富心理和个别有心人的刻意推动之下，其实地位比我们还要尴尬。

因此，当我们没法出声，没法提供证据的时候，他们公关自然可以大刷声望，取信于民。但相反，我们可以发出声音，而且能给出相关证据的时候，舆论反而会站在我们这边。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如果刑世恩是个平头老百姓，但有公关和有心人的推动，即使我们拿出了证据，大家还是倾向于刑世恩，同情弱者嘛；但偏偏他不是，群众们便反而会认为，咱们不畏强权，力求真相。

洪文刚有些发懵，半响后才大概理清楚了思路，无语的说：好吧，这里头的弯弯绕绕，还真复杂。

祁烙耸肩：我也是当了几年支队长，又升职当了两年总队长之后，才慢慢认识到这些的。话说回来，老洪，你身为支队长，也该多琢磨琢磨这方面的事儿吧？

很多时候，光低头办事儿是不行的，还得讲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办事的效率，不是吗？

真鸡儿烦。洪文刚撇嘴：要我说，我还是当个探组组长、警长或者直属大队、重案大队的队长之类的比较合适，至少省心啊，踏踏实实的破案就成，哪像现在，还得顾这顾那，烦死了。

没办法，大环境就这样，要么适应环境，要么被环境淘汰。祁烙也叹了口气，说：说实话，虽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免不得要各种妥协、绥靖，但同时，在办案子的时候也有不少便利。

至少，除领导介入等少数情况外，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影响咱们办案子，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发挥了不是。否则，要有个外行人，或者干脆有只猪在上边叽叽歪歪，咱们也难免束手束脚。

是啊。洪文刚深有同感，点了点头，随后又说：那，不能请医师诊断的话，咱怎么确定刑世恩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不用确定，有这个想法，有个概念，知道他未必是真凶，避免彻底陷入误区就好了。华钰说：这样，咱们至少可以随时反省，回过头看看调查是否出错，是否被主观情绪左右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