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我们共同生活还不到三个星期,我在郑庄子的住址就被破坏,我也被捕了。所幸的是,那里的重要文件都已转移到小刘庄,与他无牵连。后来我听说,他还继续利用小刘庄机关,一直工作到1930年5月被捕为止。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一别就是八年啊!

1930年9月,我在天津第三监狱里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乔沙。生乔沙19天后,我就刑满获释,可这时他已入狱四个多月了!我因为不能在天津继续工作,当孩子满月后,组织上便派我去青岛山东省委机关工作。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被破坏,我再次被捕入狱。那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只得跟着我去坐监牢。这一坐又是三年多!1934年8月底,我们母女出狱。可这时我与组织已失去联系,又听说他也牺牲。我一个南方女子,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北方举目无亲,无法生活,只好回湖南农村娘家暂时栖身。

1937年初夏,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身北上寻找国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年后我们重逢时的情景。那是在北平阜成门外罗道庄一个姓万的人家中。白家驹同志领我到他的住所,见面时的气氛真是凄凉啊!那时,他患严重的肺病已多年卧床不起了。他躺在床上,满怀希望想看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可是我没有带来,使他失望了。他不愿意理我,我不怪他,我自己也是悔恨终生啊!我见到他那大肚、细腿、骨瘦如柴的病体,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他反而又安慰起我来,微嗔着说命的人掉眼泪,不怕羞!”他怕他的肺病传染给我,不允许我与他住在一起。对此,连白家驹同志也不理解。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解释说叫她来,是要她解决组织问题,好继续工作。不是叫她来得肺病的。我不能自私啊!”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服从了他的决定。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党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护送他安全离开沦陷的北平。但是,当他了解到许多大学生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出路而终日徘徊和苦恼之后,决定推迟我们的行期。从7月9日起,他指示我出去联系那些他熟悉的大学生,鼓励他们赴山西和西北,寻求革命的道路,帮助他们化装逃离北平。原来,他在北平卧床养病期间,仍然继续为党工作,特别是在大学生和陕籍革命者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很敬佩他的为人,尊重他的意见。就这样,我天天出去帮他联络那些愿意去山西和西北的大学生,直到9月25日,樱花国巡捕搜查了我们的住所后,他才做出我们自己撤离北平的计划。

我们俩是和胡锡奎同志一起离开北平的。到天津后,我们二人又绕道青岛、济南、徐州前往西安,沿途受到平津学生流亡会的热情帮助和掩护。到西安时,他的病情仍很严重。先在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党组织为了让他安静休养,就令我陪他上终南山,住在庙里养病。

后来,组织上决定送他去苏国医治,回延安办手续。组织上仍然要我继续陪伴他。但是,他惦念着远在湖南的女儿,又想到我已怀孕在身,就坚持要我回南方,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工作。我那时由于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加之看着他病情严重,不愿离开。可是他说姐!你不必在组织问题上苦恼。我相信你就是烧了骨头变成灰,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病重,不能活动,等我治好病后,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记得我们在终南山分手时,他说顶多过两年,等他的病治好后,就回来接我们母女。可是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啊!

国桢,现在可以告慰你的是,你那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已在全中国实现了!你那日夜思念的儿女们,正在党和老战友们的关怀下茁壮成长,他们都是好孩子!你所关心的我的组织问题也早已解决。因此,我想你若九泉有知,也一定含笑安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