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一旦出状况，人生也会跟着完蛋，让人想起来心惊肉颤。
你得是完全少根筋的人，才会感受不到社会加诸身上的压力。
在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里，在一个你不能有橘皮组织、一根头发都不能乱的世界，在你是谁要看你在宴会上捐了多少钱、你家整理得多干净、你的孩子是否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世界，要丢脸太容易了。
上东区没有愈挫愈勇的概念，要是你的孩子失败了——例如分数排名不是前01%，美劳课没有画出旷世杰作，或是障碍赛表现不佳，那可不是挫折教育的时刻，而是你是个失职母亲的明证。
妈咪钱很多，但力量在保姆手中——保姆有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变轻松，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搞乱我们的行程与人生，并且他们照顾着我们家中最脆弱的成员，这让他们手中大权独揽，掌控一切。
我认识的女人要吃抗焦虑药物才睡得着，她们会在半夜吃药，因为她们会在那时突然惊醒，担心着学校怎么了、钱又怎么了，或老公是不是在外面偷吃。
我发现很多人的人生，以及她们的幸福快乐、她们存在的价值，都得仰赖她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人事物。
一个小小的不完美，怎么就像世界末日一样，你会感到一股巨大的无力感，觉得自己被大浪冲走，原本安心的日子不见了，你发现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我穿着有一堆口袋的迷彩绿背心，以及适合走路的橡胶鞋，悄悄潜入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二楼，途中用淡紫色购物袋当掩护，预备捕捉走过prada与nvin专柜的路人。可恶，没有收获。我收起生物学家在野地专用的吹箭筒，搭电梯向上，进入五楼“年轻时尚区”丛林。周遭可研究的样本太多了，我一时不知道如何选择，每只动物都符合目标：瘦到不正常、承受着高压、睡眠被剥夺、生过孩子的上东区富裕中年女性。但麻烦的是，她们成群结队出现，而且偏好穿着难以射穿的皮裤或牛仔裤，很难捕捉，我不只要把催眠针射到正确的腿上，还得抓准时机。没关系。这事很重要，我可以耐心等候。目前为止，我研究的大多是上东区部落的集体行为，但接下来得巨细靡遗研究个人。要是能取得其中一人的血液样本，就能了解这个人的生理与心理态度。
来了，在五楼角落，一个女人脱队去看巴黎世家（balenciaga）架上的东西，而且还穿着薄裤子。我瞄准她，吹箭筒一吹，射中她的右臀。她一阵天旋地转，倒进试衣间。不到二十秒，就躺在柔软的地毯上。我把她拖过厚重布帘，快速移动到最大的镜子间。神经内分泌学家与人类学家萨波斯基<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赞美我的捕人功力，要我快点把人带进去：“干得不错！”萨波斯基因为研究肯尼亚马赛马拉保护区东非狒狒的生活，并且对它们进行血液研究，在行内很出名。
我们两人监测倒地女子的生命征象，手脚利落地立刻抽好血，时间不多。这个身材娇小、衣着光鲜亮丽的人类，过一会儿会在豪华地毯上醒来，看着我们在试衣间桌上留下的半杯香槟，怪罪自己喝太多了。她会觉得丢脸，不敢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我和萨波斯基已经跑得不见踪影，朝血液诊断室前进——那是位于东区五十七街、公园大道与莱辛顿大道之间的一栋建筑。女人的血液样本装在我口袋的小瓶子里，还是温的。我兴高采烈，很想吹口哨，等不及要听样本会告诉我们的故事。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当我搭乘6号公车穿越中央公园，或是当我把自己塞进地铁那个被称为座位的塑料凹洞里，或是当我坐在游乐场边缘的板凳上，一边和其他妈妈聊天，一边盯着孩子的时候，我一直做着前述的白日梦。不过，我在我家大宝学校认识的许多家长，以及因为二宝的玩伴而认识的上东区妈妈，她们的体态（包括身体和脸）已经说出了很多事。当我在学校走廊上，在贵妇的午餐会上，以及所有女人都会参加的活动上，我看着她们消瘦的脸庞、似乎随时准备好一跃而起的结实躯干与四肢，不禁想起准备好战或逃的动物。她们紧紧咬住下巴，眉头深锁，食指与大拇指不断滑着iphone（苹果手机）与黑莓机。她们如果打了肉毒杆菌，你就看不出深锁的眉头，那么可以观察深锁的唇部。她们通常噘着嘴，或是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那种传达不出来快乐或轻松气氛的紧绷笑容仿佛在说：“嗨，我看到你了，但我很忙。”大部分的时候，露馅的是她们的眼睛——她们瞪大双眼，警觉地扫视着周遭一切，看起来像永远在关注四周的瞪羚，好像一个不小心，她们便会遭遇不测。
目前为止，我已经学到上东区贵妇妈咪必须经历的成人礼与入会仪式。我知道一个女人要被社会接受，得先通过几个明摆着的仪式：首先，你得找到英国十八世纪小说里的“金龟婿”，接着通过合作公寓委员会的面试，装修新家，帮孩子申请高级私立学校，以及每天跑去上令人精疲力竭的健身课程，而且必须参与“妈咪经济”，也就是负责组织慈善午餐会与社交和学校活动的小团体，好让自己能够运作策略联盟，以求巩固或提升社会地位。尽管如此，我依旧时常好奇，当地位最高的男人的妻子（或是很接近的第二高位），以及在上东区当年幼孩子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感觉”。虽然我已经融入当地人，但我永远都是新来的，而且财力也不如身边的众多女人。我社会地位低下，依旧是新人，无法确定自己在接送孩子、参与学校活动，或是带孩子和同伴一起玩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压力与不安，是否也是真正的上东区母亲的感受。有几个上东区母亲愿意和我聊聊。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或是孩子的学校活动结束之后，她们告诉我，她们的表情所代表的意义。
她们说：“暖气发出很大的声响时，我吓都吓死了。”
她们说：“我女儿的老师说，女儿很难在下课的时候，找到一群愿意和她玩的孩子。我听到后眼泪都喷出来了。”
她们还说：“我先生为了问我一件事，拍了我的肩膀，我吓得尖叫，从椅子上摔下去，地点是我自己的家。”
某天中午，我和坎迪斯在餐厅碰面，她一看到我，就气喘吁吁告诉我：“我知道你该写什么了！”她从皮包里掏出不知道什么东西，塞进嘴里，然后向我道歉：“抱歉，堵车。”坎迪斯迟到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前，她刚得知儿子在比赛足球的时候脑震荡，先生又正在找新工作。看着坎迪斯的黑眼圈，我知道她晚上没睡好，而且瘦了，整个人弱不禁风。我想安慰她，但我想先听她说我该写什么，因为她太懂我研究的超级竞争、超级人生胜利组的男男女女，毕竟她自己就嫁了一个超级成功的人，而且她是高级宴会筹办人，多年来替曼哈顿最有钱有势的富豪办产前派对、孩子的奢华生日宴，以及大大小小的慈善活动。她见过有钱人最糟、最没防备的一面。
“焦虑！”她靠了过来，压低音量，急促说道：“部落妈咪与焦虑！”
我点头想了一下：“可以啊。”我回答，接着又鼓起勇气问了一句：“嗯，坎迪斯，你刚才吞了什么？”
“抗焦虑的安定文（ativan）<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她的语气就像那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事。她深深吐出一口气，给了我一个微笑，然后坐回皮沙发，肩膀和表情终于放松，整个人看起来明亮动人，又像是原本的她。接着她的下一句话是：“来杯酒吧？”
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说焦虑与压力是西方疾病，也是“西方工业民主国家教育程度高的富裕人民”特别会受到的折磨——这群人的英文缩写凑起来刚好是“怪胎”（weird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decraticpeople）。只要去看各种文化的社交恐惧症资料，就知道确实如此。社交恐惧症是研究过度焦虑的可靠指标，中国、韩国、阿尔及利亚的罹病率不到百分之一，美国则是近十倍，而且四人中就有一人经历持续性的严重焦虑，男女皆同。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都市人的压力与焦虑感特别重。拥挤的街道与公交车，昂贵的衣食住行，分贝恼人的电钻，全都让人类感受到威胁，我们觉得自己无力掌控环境，连带高度焦虑起来，与压力相关的罹病率年年攀升。城市特有的情境，改变了人类的大脑，我们的扣带回皮质<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与杏仁核<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就此改变，恶性循环之下，相较于乡下同胞，城市人一向不太能应付压力。
史丹佛生物学家兼神经科学家萨波斯基，是我的波道夫古德曼百货白日梦犯罪伙伴，他研究压力是如何被扭曲的，从生物进化不可或缺的适应能力，变成现代人类特有的慢性压力问题，以及连带的慢性焦虑。萨波斯基解释：“对一般哺乳动物来说，压力是大草原上的三分钟恐惧，三分钟后压力就消失了，也或者你已经被吃掉。”压力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一种实用、极度短暂、可以救命的心理状态：你心跳加速，好让身体获得更多氧气，肺部也用力过度工作。身体为了活过眼前这一刻，关闭所有不必要的作用（被狮子追的时候，没时间排卵、长高，或是把能量用在组织修复——那些是下一刻才要做的事）。这些短期的恐惧会造成肾上腺素与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的浓度急速上升，等你击败或躲过狮子后，血液中的压力荷尔蒙浓度才会下降。
萨波斯基指出，然而在今日，“人类违反进化设计，在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下，即使没有狮子出现也开启压力反应。”我们的血压飙高到180120，不是为了救自己的小命，而是因为人堵在车阵，或是在忧心恐怖主义，而我们找不到关闭的按钮。原本可以救命的短暂压力，变成慢性压力与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今日，“原本只在救命时刻分泌的荷尔蒙……在我们担心臭氧层或担心要在众人面前发言时，变成永远都在分泌。”萨波斯基最重大的发现是，有阶级现象的哺乳动物，例如狒狒或上东区人类，社会地位可以造成巨大压力，进而改变动物的血液与身心；尤其是在阶级不稳定、个体争权夺利的时刻。看来我的问题有答案了。
一滴血，看起来像一滴红酒，只要一滴就能告诉我们很多事。过犹太逾越节时，我坐在哥哥嫂嫂位于上东区的房子里，心里想着血液的事。过逾越节让我家大宝很开心，他喜欢过节的食物，也喜欢洗手与祈祷等仪式。年纪还小的二宝不喜欢被困在椅子里，不过他喜欢被堂哥包围。我本人也因为在上东区当了妈，开始接触逾越节的传统与犹太文化：这一切是婚姻造成的结果。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我先生，忙着进行一项又一项的仪式，我和我的孩子则兴奋地看着眼前的新事物。
记载逾越节规定的《哈加达》（haggadah）<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指示，我们得列出上帝为了惩罚法老王不肯让以色列人脱离奴隶身份，降在埃及境内的十大灾难。所有人把手指浸在自己的玻璃杯里，接着在盘子边缘留下酒滴，一滴酒代表一个灾难：水变血之灾、青蛙灾、虱子灾、苍蝇灾、畜疫灾、泡疮灾、冰雹灾、蝗灾、黑暗之灾、长子灾。我一边跟着滴，心里一边列出如今我了如指掌的上东区部落女人遭遇的苦难，包括头虱、学校申请、募款活动、成天出差的丈夫、同性之间的竞争、纽约证交会（sec）的调查、离婚，以及更多数不尽的苦难……
每一滴酒都来自上帝。
我开始和身边很多上东区妈咪熟了起来，不过其他妈咪则继续对我敬而远之。我开始思考“归属感”这个概念——对我、我新交的朋友、不肯当我是朋友的女人来说，归属感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融入，想要拥抱每一个新族人，毕竟灵长类动物是拥有强烈结盟需求的社群动物，我们和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类和黑猩猩、狒狒、猕猴一样，与同类建立起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就算是我这种来自下城区、愤世嫉俗的妈咪也需要人际关系。先前几个月被儿子同学家长排挤的创伤，依旧留在我心中。我知道对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故意羞辱你的入会仪式并不罕见。不让我加入，故意转身离去，也不是针对我这个人，但我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依旧害怕被再次排挤。所有女人都想融入群体——不论是伯克利嬉皮、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家长会的母亲，或是离开上东区、搬到下城翠贝卡区的人，通通一样。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决定屈服于恶势力：我愿意遵守上东区的穿着打扮规定，愿意当学校委员会的义工，愿意参加午餐会。但我的前脑也在思考，要是不肯听话，或是没办法听话，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会让一个人万劫不复？完蛋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我把“离婚”与“收入减少”列为两大灾难。这两种灾难，似乎是人类被社交圈驱逐的主因。女人一旦离婚，八成不再有足够的金钱过从前的生活——没钱买活动入场券，没钱飞到圣巴斯岛、巴黎或迈阿密参加派对。人们会因为她们没钱，不再那么常发出邀请——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理由：离婚的女人通常会引发同伴的恐惧，朋友一看到她们，就想到：“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下子她又得重新找人结婚，她可能会抢我老公。”一个离婚的朋友告诉我：“我被禁止‘入境’，人们把单身的女人视为可怕的第三者。”离了婚的女人或许可以保有一两个朋友，但社交生活大幅受限。
婚姻一旦出状况，人生也会跟着完蛋，让人想起来心惊肉颤，有个叫莲娜的女人，她的故事我一直忘不掉。据说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莲娜和先生几乎失去一切，他们的汉普敦海滨避暑豪宅，公园大道上的经典八房公寓（纽约的七房配置：饭厅、厨房、三卧房、女佣房、双卫浴，再外加一房），通通没了，小孩也得从高级私立学校转走。他们夫妇俩原本是孩子学校的捐款大户与董事会成员，谁家的小孩能入学由他们决定，也因此他们握有极为重要的人脉；这下子，这个人脉也没了。一家人搬到一百一十街。莲娜悄悄在曼哈顿高级郊区的顶级购物中心，找了一份顶级百货的售货工作，没告诉任何人。你可以说她是被迫谋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十分勇敢，因为她踏入了凡间。有一天，几个莲娜认识的人，恰巧到她工作的地方买东西，那些女人吓坏了，因为莲娜现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居然帮她们试穿鞋子。莲娜的朋友其实可以支持她，组织购物团到她工作的时髦百货公司购物，让她大赚一笔佣金。朋友大可用这样的方式鼓励她，如果是我，我就会这么做；但莲娜的朋友没有，她们躲莲娜，就好像在躲瘟疫似的。老实说，那些女人会那么做，我并不意外，但我很生气。莲娜的朋友，让我想起自己身边某些女人，她们有同情心，但不会去做有同情心的事，不会做我会做的事。她们的表现就好像她们活在种姓制度之下，莲娜已经脏了，永远回不去了，她的生活困境吓坏其他女人——她成为禁忌。也或许，那些女人只是觉得去看莲娜，会让莲娜觉得丢脸；但我觉得可能性很低。再说，怕朋友丢脸难道是抛弃朋友的好理由吗？
一位刚离婚的女士在喝咖啡时告诉我：“整个世界的态度几乎就是这样。如果你的闺密遭逢厄运，你会袖手旁观，让她们自生自灭。”那位女士离开有钱有势的老公后，女王蜂中的女王就再也不跟她说话了。我告诉她，不用理那种人，但我懂那种被放逐、被排挤的感受，我替她感到难过，也为莲娜感到难过。
莲娜最终和先生离开了上东区，听说后来变成佛教徒，过得很自在，我替她感到安慰，不过对某一群女人来说，莲娜再也不存在于这个世上。我曾问某人莲娜的近况，那人说：“她好像搬到那些嬉皮住的地方，然后加入了邪教还是什么的。”在人们心中，莲娜已经死了。
我觉得对上东区的妈咪部落来说，她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本身就是上帝让她们受苦的灾祸。团体做什么，就得被迫做什么，而且永远得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不开心也得装开心，上东区的规矩不容违反。我一搬来上东区，就发现只是到附近买瓶牛奶也得盛装打扮，而且那种事不过是冰山一角。你得是完全少根筋的人，才会感受不到社会加诸身上的压力。女人得身材完美、衣服完美、发型完美，永远得在正确时刻参加正确的活动，而且身边必须是正确的同伴。但事情不只如此。莲娜的故事让我知道，上东区的世界就像贝都因人或罗马人的世界，社交圈盛行荣誉耻辱文化。这里的人不怕下地狱，也不怕坐牢，他们怕的是无法融入团体或是被驱逐。操纵羞耻心与恐惧，是这种文化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除此之外，上东区也和中国与北美某些部落一样，一个人可能丧失荣誉或丢“脸”——所谓的脸，不是真的指用来说话、吃东西、化妆的那张有血有肉的脸；而是指影响力、名声，还有自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曾经这样描述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
夸扣特尔人（kwakiutl）……他们的贵族和中国人一样有“面子”的概念……神话提到一个为人吝啬的大酋长，他不肯举办宴席让族人大吃大喝，因此被说成是“有一张烂掉的脸”……
丢脸等同丢掉灵魂，你会真的没有“脸”，没有跳舞的面具，无权让灵魂现形，也无权在身上放上标识图腾。你危及自己的“面具人格”。不办宴会的人会丢脸，若在给予礼物、打仗，或是进行仪式时犯错，也会丢脸。
就我研究的现代女性来说，莫斯还可以再加上一项：如果你没钱，或是床上出现臭虫，也会丢脸。
对纽约人来说，生活中如果出现臭虫或头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让人倍感压力，每个人都一样；不过对上东区的贵妇妈妈来说，例如我朋友吉娜，家里有虫代表天塌下来了。吉娜哭了好多天——不只是因为除虫很贵，很耗时间，令人心力交瘁；也不只是因为她被咬了好几个包很痒，晚上躺在床上不能放松，一直担心又被咬；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下子他们家要好几年后才能卖房子，因为法律规定卖方必须坦白自己最昂贵的资产有虫害问题。不，不是因为这些，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吉娜最、最、最害怕的事，是朋友会发现她家有虫。她定义自己是安排孩子游戏时间的主办人，是完美房子的屋主，因此有臭虫是世界末日，她可能被逐出团体。
吉娜告诉我：“再也没有人会愿意来我家了！”如果她的孩子没有社交生活，身为母亲的她也连带不会有社交生活，而我们全都知道，在一个阶级严明、必须生活在团体之中的世界，失去盟友会发生什么事——社会就当你这个人死了（如果你是狒狒，你甚至会遭遇真正的死亡）。
很多我认识的妈妈都跟吉娜一样，极度害怕丢脸——她们不只害怕离婚或破产等大型灾难事件，也害怕各种小事，例如胖了两公斤，或是孩子需要心理治疗，没钱到阿斯彭度假两周等等。在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里，在一个你不能有橘皮组织、一根头发都不能乱的世界，在你是谁要看你在宴会上捐了多少钱、你家整理得多干净、你的孩子是否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世界，要丢脸太容易了。上东区没有原罪问题，大概也没有上帝？（传统上，这群人信仰一神教，不过现代人没那么虔诚了）但有丢脸的问题。西方人可能觉得“丢脸”这个概念令人陌生，不过一旦身处这样的文化，你就会理解，光是“可能丢脸”，就会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会丢掉真正的脸，一张脸变得憔悴不堪。这是上东区另一种天降的灾祸。
坎迪斯可说是上东区部落权威。我在她的引导之下，的确发现不同性别的焦虑程度很不同。发达国家的女性，得焦虑性疾患的概率，确实是男性的两倍（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情形）；我原本还以为，上东区的女人既是天之骄女，她们可以把焦虑留给别人，毕竟我从个人第一手经验得知，曼哈顿的贵妇妈咪有资源，有很重要的生存优势，不必担心生病时没医保，也不用担心没钱养孩子。除此之外，她们也有钱纾解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她们可以按摩，跑到乡间度过悠闲周末。我两个儿子的同学与玩伴的妈妈，她们是超级富裕的一群女人，财产是一般人的成千上万倍，家里又有私人飞机，没事就可以到加勒比海或阿斯彭度假三周（或是夏天到特克斯和恺斯科群岛、冬天到韦尔），也可以和闺密就近跑到汉普敦的费瑟街，在峡谷牧场度假区过个一星期，远离都市令人抓狂的拥挤人群，让自己心平气和起来。上东区的妈咪难道不是最不用焦虑的一群人？她们的孩子念最好的学校，家里有最棒的保姆（收费极度高昂的中介，会帮她们安排一流保姆），难道这样还不能让她们安心，不用像别的女人成天焦头烂额？我原本以为，要是有那么多资源，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要是还有压力，还在焦虑，都是自找的。我认识的女人老是爱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事，无法活在当下，有钱还不懂好好享受。
但我错了。
西方的古老谚语说对了。一旦钱多到不怕生病、不会饿肚子之后，钱买不到快乐，而且也绝对无法让你免于焦虑。事实上，钱越多的人，似乎烦恼也越多。上东区的贵妇妈咪每天为了城市生活以外的压力，弄得自己神经兮兮，心神不宁。身处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不必担心基本生存问题的妈咪，正是神经质的完美人选。对这些妈咪来说，完美生活是人生有如地狱的基本原因。
西方与有钱人特有的“密集育儿”现象（intehering）<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的确困扰着我所研究的妈咪。此一专有名词由社会学家莎伦海斯提出，海斯认为，密集母职是“一种性别模范，迫使母亲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用于养育孩子”。社会期待有钱的母亲应该随时照顾到孩子的情绪，时时刻刻专注于他们的心理状态，用一个又一个的活动，“促成孩子的智力发展”。如果你不能全方位培养自己的孩子，任孩子自由发展，几乎就是失职的母亲。上东区的妈咪和我的母亲不同，永远不能休息，不是在帮孩子烤蛋糕，就是在教孩子分数算法，或是带他们到具有教育功能的博物馆，以及“参与”学校活动。这种模范育儿模式，让母亲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不得闲，时时刻刻处于焦虑之中，精疲力竭。上东区的人不认为让孩子尝到失败与沮丧的滋味，可以培养自己站起来的能力。上东区没有愈挫愈勇的概念，要是你的孩子失败了——例如分数排名不是前01%，美劳课没有画出旷世杰作，或是障碍赛表现不佳，那可不是挫折教育的时刻，而是你是个失职母亲的明证。
但如果你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付出全部的心力，人们又会说你是“直升机母亲”，孩子的人生都被你毁了。也难怪某项样本数一百八十一人的研究指出，采取“密集育儿”方式的母亲，焦虑与抑郁指数都破表。可是如果你叫孩子去看电视，自己悠闲地看着八卦的《明星》杂志，那你就是个糟糕的母亲。现代人当妈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类进化的剧本——母亲和自己的姐妹以及其他女性亲戚，一起照顾众人的孩子。孩子和其他年龄不一的人整天待在一起，向年长人士学习帮家里做事的技能。“密集育儿”是上东区妈咪面临的另一种灾祸。
我开始慢慢了解，对我研究的妈咪部落来说，有钱、有选择的余地，其实也是一种诅咒。一开始，这个结论让我吃惊。人们常说有钱人有选择，穷人没选择，有选择是非常幸运的事。的确是，可以选择把孩子送进小班制的私立学校，不送到教学资源不足的公立学校，的确是很大的优势。因为钱够多，可以在两辆最安全的车子中做选择，不必买出事率高的便宜烂车，也是很大的优势。碰上这一类的例子时，因为经济上的优势而有选择[要选沃尔沃哪一款车？哪一位癌症治疗专家？要选哪一位英国王室爱用的诺兰德学院（nornd）】】<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训练出来的保姆？]不但可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保障寿命。不过，在我观察周遭的母亲后，我发现相关研究是对的：太多选择会带来压力。人们面对三四个以上的选择时，反而会出现负面效应，例如惋惜感、期望过高与失望感。选择越多，负面效应就越大，进而导致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负面效应会降低：如果当事人不必为了自己的选择负责。资源丰富、努力照顾孩子的母亲则正好相反。挑选可能改变人生的汽车安全座椅、婴儿车与有机萝卜时，挑出最好、最安全的东西，百分之百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有钱选择。一天，我坐在托儿所餐厅，对面桌上是堆积如山的保姆履历表，一位正准备回公司全职上班的妈妈哀号：“我不晓得要挑谁，但不能随便选一个，她们要照顾的可是我的孩子！”
你可以把这一切当成“第一世界的人在自寻烦恼”，无病呻吟；不过这的确是第一世界独有的问题。地球上很多人类不必担心孩子要由谁来照顾，因为在许多角落，“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人”（ittakesavilge）这句话，并非只是汽车贴纸上的段子，而是真的由全村一起照顾孩子。女人可以工作，可以有成就感，除了照顾孩子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不必感到愧疚，也不用焦虑，不像上东区的母亲被上帝诅咒。
贵妇妈咪最重要的盟友，是男女保姆、打扫阿姨、清洁工与豪宅管家。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以及从其他妈咪那里听来的故事，这些人也经常是女主人最大的敌人，以及焦虑的主要来源。我生了孩子搬到上城区之前，一直以为和在自己家工作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很简单，只要我“人很好”，而且尊重他们，保姆就会开开心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这样。那种和保姆还有管家处不好的女人，一定是狗眼看人低，随意使唤他人，自作自受。可一旦我请了人之后，很快就发现事情比小说《保姆日记》（thenannydiaries）<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的描述还有趣、还复杂、还令人焦虑。首先在钱的方面，很多我认识的保姆一年赚超过十万美元，还搭乘私人飞机环游世界。他们享有带薪假，雇主帮忙付全部或一半医保，过节还有厚厚一叠的奖金，所以我们不是在谈那种压榨人的低薪工作。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也在这里。为什么这种保姆的工作条件那么好，还是会和女雇主斗争（没错，女雇主，因为很少有父亲会积极插手自己的家务事）？某天，某个妈妈向我抱怨：“保姆觉得我需要她的程度，超过她需要我的程度。”我想这就是保姆管家老板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的常见主因：“一旦她发现自己有多么不可或缺，她就开始要东要西，我觉得她在欺负我。”
真相就是，妈咪钱很多，但力量在保姆手中——保姆有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变轻松，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搞乱我们的行程与人生，并且他们照顾着我们家中最脆弱的成员，这让他们手中大权独揽，掌控一切。外头有很多非常优秀、很有爱心的保姆。我一个朋友的保姆会参加纽约犹太社区中心的育儿座谈会，而且没人规定她这么做，是她自己想去。我朋友会发现自己的保姆这么有心，是因为她在放皮包的台子上，看见保姆的笔记。那位保姆努力用拼音的方式记英文笔记，然后又仔仔细细翻译成西班牙文。没人要求她这么做，也没人帮她付学费，但她依旧花无数小时进修，就为了更好地照顾的孩子与雇主，以及成为更优秀的保姆。在上西区的某场意外中，有个保姆还冒着生命危险救孩子。杂货店外的鹰架塌下来时，那名保姆不顾旁人劝阻，第一个冲进现场救孩子（孩子没事，但要不是保姆这么勇敢，这么重视自己的工作，他不会安然无恙）。
有的保姆则是对人生感到不满，或是没接受过训练，没兴趣带小孩，但也学人当保姆，“直到找出人生真正想做的事”（比如那种二十几岁、大学毕业的人）。有的保姆则缺乏其他谋生技能，所以才跑去当保姆。这类人满腔怨言，无事生非，或是缺乏判断能力，工作态度恶劣。有一天，我朋友因为外头风大，警方呼吁民众不要待在街上，打电话给保姆，要她带孩子回家。朋友七岁的儿子后来告诉妈妈，保姆挂断电话后告诉他：“你妈真是有病。”有些保姆表面上很听话，但会故意选在女主人的重要家族聚会时请病假，或是把雇主家中弄得一团乱，用一些小手段让女主人难堪。保姆和妈咪彼此钩心斗角，但通常都会默默隐忍对方，她们讨厌彼此，但也需要彼此。妈咪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有时是因为双方社会地位不同，有时则是因为文化差异（如果保姆来自其他国家），有时是因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如果保姆是二十多岁的人），有时是因为嫉妒。（妈妈会抱怨：“在我孩子的生活里，保姆比我更重要！”保姆则怨恨：“凭什么那女人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女人家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些戏码。雇用保姆可以让妈咪松一口气，也或者会令人抓狂；而在别人家当保姆的人，同样觉得日子不好过。
妈咪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就像婚姻一样，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人，也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待你。上东区的妈咪焦不焦虑、生活质量好不好，要看碰到什么样的保姆。以前的我会劝别的妈咪：“你明明可以解雇他们！”等我自己碰上状况后，我才明白：“对，我可以解雇这个保姆，但是然后呢？”国务院官员安妮玛丽斯劳特曾说，美国没有托儿体系，政府也没规定保姆标准与监管制度。妈咪和保姆高度依赖彼此，选择却又太少，以至于事情变得极为复杂。这是上帝给上东区的另一个诅咒。
除此之外，上东区的妈咪还面临一个无从解决的三重诅咒：卡路里的限制、雌激素的下降，加上如影随形的失眠问题。我访问过的每一个家有幼子的女人，全都被这三件事同时轰炸。我在上东区当了一阵子妈妈之后，深刻了解睡不饱、荷尔蒙失调与饥饿，可以让人多焦虑又可怜。比较晚才结婚生小孩的女人，相较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把人生看得比较清楚，保护脑细胞的髓磷脂（elin）<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0<i>比较多，社交地位与财务状况也比较稳定。但我们这些晚婚的人，体力比年轻妈咪差，而且也很难休息一下就恢复体力，我们根本没时间休息。女性年纪大了之后，雌激素浓度开始下降，睡眠品质因而受影响，有些人三十五六岁就开始进入这个阶段。雌激素浓度低，不只会让人睡不着，研究显示女人之所以比较容易焦虑与罹患情感性疾患，很多时候与缺乏雌激素有关。健康女性与母鼠体内的雌激素，可以帮她们克服恐惧：研究人员做“恐惧消退实验”时发现，同样是接受过训练，血液内雌激素浓度越高的女性，越不容易被吓到。简而言之，雌激素越少，镇定程度越低。
雌激素的问题，再加上曼哈顿上东区最诡异的规矩，让女性遭遇多重诅咒：你得苗条，一点赘肉都不能有，体重最好轻到可以飞起来。我先生曾到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出差，他走到市场一个摆满鲜艳衣物的摊子，想帮我挑件礼物。老板是一个身材壮硕、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女人，她一边帮我先生挑，一边问：“你太太胖吗？”先生很疑惑：“什么？她不胖，她很瘦！”女老板十分尴尬，眼神往下。她那句话问的其实是：“你太太健康、漂亮吗？你是有钱人吗？”先生说直到他付钱、谢谢对方帮忙时，摊贩老板都不看他。这个人的太太很瘦，而且他还承认了！那么他也很可能是一个全身长满烂疮的乞丐。然而，场景换到上东区，比0号还小的00号衣服卖得比什么都快。女人分为瘦、更瘦、病态瘦三种。我们判断一个人漂不漂亮、有没有钱，看的是对方有多瘦，而且我们的标准非常严苛。曼哈顿心理分析师斯蒂芬妮纽曼开了一间私人诊所，治疗过很多饮食失调的病患，她观察上东区的病患后表示：“除了好莱坞明星与模特儿，我没看过人们承受着如此强大的一定得瘦的压力。”上东区的女人非常瘦，而内分泌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越瘦，雌激素浓度就越低。胖不一定健康，但脂肪细胞会释放雌激素，而雌激素又能让人抵抗焦虑。“焦虑”和“瘦”是天作之合。
我研究的女人又瘦、又拼命节食，不吃饭只喝蔬菜汁，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可不只是雌激素浓度下降那么简单。二战的时候，有三十六名反战男性参加了一场著名的饥饿实验，而今日上东区女人每天生活的方式，以及美国推荐的减重标准，几乎重现了那场实验：每日减少摄取五百至六百卡路里，一周瘦一至两磅（一磅为约零点四五公斤。当年参加饥饿实验的男性受试者，一天摄取一千六百卡路里，每周步行三十五点四公里，实验目标是一周瘦二点五磅）。接受实验的男性受试者，立刻出现无精打采、易怒、高度焦虑的现象，其他症状还包括头晕、畏寒、掉发、耳鸣、无法集中注意力与“性”趣缺失。受试者开始对食物着迷，并且发展出复杂的进食仪式，就跟厌食症的人一样，在准备食物与进食时有一套复杂的规矩。
简而言之，那场饥饿实验和平日在纽约圣安布鲁斯餐厅吃午饭没什么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那场二战实验的饮食限制，让原本精力充沛又健康的受试者，有整整百分之六的人被送进精神疗养院：一个人自杀，另一个人切下自己三根手指头。也难怪我身边那些女人，那些平日一运动就是数小时，还喝果汁断食排毒的人，紧张、焦虑又易怒。她们在学校的电梯里只是用嫉妒的眼神打量人，没拿起菜刀砍自己砍别人，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以我研究的瘦到皮包骨的中年女性来看，下降的雌激素的确会让人侵略性大增。曾经有人通过扣分游戏研究侵略性，让两组女人玩，一组高度焦虑，一组不焦虑。研究人员有点讶异地发现，高度焦虑的女性玩游戏时，经常会下令攻击，虽然以那个游戏的设计来说，攻击不会帮助你得分，“因此攻击完全是出于恨意、反射性的侵略行为。”哈，我一边读这个研究结果，一边想起自己出门买菜时，老是被人行道上的女人撞。
每种灾祸都是一滴酒，或是一杯酒，或是好几杯酒。
上东区的有钱丈夫喜欢搜集红酒。他们在汉普敦豪宅的酒窖是一种文化资本，有酒窖代表他们不只有钱买酒，还是高尚的品酒专家。男人开红酒是为了享受，为了和他人分享，但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喝九四年波美侯（porol）<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1<i>，就像家里摆着当代艺术作品，别人不只会知道你有钱，还会知道你很有水平。曼哈顿夫妇到外头的餐厅吃饭时，点三位数价格红酒的人会是丈夫。如果同桌吃饭的还有别人，男人会彼此商量一番。
生活充满折磨的太太则通常会喝白酒（她们号称喝红酒会睡不着）。在上东区带着年幼孩子的人一定会喝酒。美国的葡萄酒销售量靠女性带动成长——每一个家中的地址邮政编码是“10021”“10075”“10028”<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720210119174204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493e58805538b46947734060012977e803c"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2<i>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的资料指出，上东区的居民几乎每项健康指标分数都胜过其他纽约人，只有一项落后：上东区居民酗酒的可能性，比纽约其他地区高出三成五。换句话说，在我研究的部落，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一个月酗酒。酗酒的人中有多少是女性？统计数字没讲，但依据我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的“亲身经验vs亲眼观察”结果来看，我的半科学答案是——很多。参加妈咪之夜的人，一口气喝四杯酒不是什么稀奇事。她们带孩子到才艺教室参加生日派对，或是下雨天参加室内活动时，会场早上十一点就开始供酒。我认识的妈咪喝很多很多酒——一般会喝白酒、伏特加、龙舌兰。如果喜欢男性化一点的酒，或是不想喝女人在喝的酒，苏格兰威士忌与其他“男性”威士忌都是好选择。妈咪们每天晚上都在喝酒，除了星期一——星期一是忏悔日，她们那天通常会喝果汁断食，替周末的大吃大喝与酒精过量赎罪，接着星期二到星期五又开始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