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秋》记述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谓千古流芳。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旧时的商人不少都记得子贡经商取利不忘义，孟轲传教yu富必先仁的对联，而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也承认沃尔玛最初的灵感就来自于子贡。

然而中国无论历朝历代、或者说旧式的中华文化中始终都是轻商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阶级，历来都是列在四民之末。每当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那些大胆的刁民、那些端着qiang的士兵、那些扎着头巾的农民军首先哄抢的就是当地的商号和商人的深宅大院。为什么？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无论走到哪里，那ding奸商的帽子总是甩不下来的，所以就可以理解，无论是那些发生了颜se革命的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还是天翻地覆的阿拉伯世界，华侨的商号总是被哄抢一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其实最开始的晋商根本不能称为儒商，不过就是年年走西口，到蒙古大草原长途贩运的那些来自huang土高坡的泥腿子们，天时地利人和使得他们得天独厚的成了商人而已，一点风吹草动就使得他们土崩瓦解也是不争的事实，陈建斌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不过就是艺术化的故事，他在那上面表现的也够土的。

我们对于儒商的风雅之想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明清时期的一代徽商，因其自宋元以来，徽商的儒雅之名最盛，贾与儒的密切联系，商道与儒道之间的水溶交织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se。尤其是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以徽地为首，商人之中崇儒重学风气ri盛，商贾之人往往在从商之前就曾知晓诗书、cu通翰墨，从商之后同样好学不倦，以后老而归儒，更有甚者，在家业兴旺、财源滚滚的鼎盛之时毅然退隐山林、弃商从儒，就不得不jiao人佩服。

在那以后的商人很多，近代的都几乎来自江浙一带和上海滩。最成功的无非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宋子文。先把自己的大姐宋霭龄送给孙中山当小秘，再把自己的二姐宋庆龄送给那个喜新厌旧的孙文当老婆，可惜那个家伙无福消受，一命呜呼，好在宋氏三姐妹的老三宋美龄被蒋介石看中，宋子文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可惜宋子文贪得无厌，据资料说，美国援华的美元有三分之一落入了他的口袋里。这也无怪乎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再也不准宋子文踏上宝岛半步。这样的人不能算是儒商吧？

再后来，因为体制改革、因为改革开放，儒商的概念为之一变：不见得是满腹经纶的书生之儒，而应该是xiong怀家国天下的大气魄、敢为天下担道义的义勇风骨；可以不寄情山水、也不舞文long墨，但却一定是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伦理道德来引领自己行为的仁、义、礼、智、信的商人；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并能急公好义的商人；是不但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还可富则兼济天下的商人才能称其为儒商！

司马迁在《史记》里即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利的追求，士、农、工、商、王公大臣无一例外，而当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任其发展不受约束，便出现礼义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的局面。于是就有人提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修己以安百姓的取利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