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姐的干妈日本名字叫山田美子。山田美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将日本亲人送的一些高级衣装和电器慷慨地送给我的姥姥和我家，邻居们都艳羡得不行。以致于我家此前买的日本声宝牌电视，都曾经被别人误认为是我二姐干妈给的。

事实我家电视早两年就买了的，那时候我二姐并没有认山田美子做干妈。

由于我爸是七级工，而且我妈也上班，我家生活条件本就比较好的，所以，在1980年就买了部电视机，12寸黑白的，日本产声宝牌。这在当时是一个挺轰动的事。我家树起的10多米高的电视天线，傲然耸立在我们的矿区中，极力彰显着它主人家的与众不同。

由于爸妈都是比较好客和善良的人，所以我家从此就成了公共的小电影院，方圆几里地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我家看电视。每天晚饭过后，人们陆续赶来，大都自己带着小凳，不带凳又挤不下的也能站到外屋看到很晚。

后院的陈婶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吃完饭也不收拾，就带着陈辉兄妹三个抢先来到我家，一齐占到炕上的有利位置，而陈婶更是常常躺在那里看的，羡慕得很多小孩埋怨自己的家长跟我家关系不好,其实事实是他们没有提前来占位置，而这样的待遇连我们自己都羡慕的。

我记得黄春梅每晚都领不同的小伙伴来我家看电视，每次都很炫耀地介绍着我家的电视，仿佛那是她家的。

那时的白天是没有电视节目的，否则我家就彻底成了公共场所。即使这样也要亲眼看到屏幕上打出“晚安”，最后的几个人才余兴未尽地离去。

那时人们到我家是名副其实的“看电视”，并不是为了看什么电视节目，因为那时根本没有什么精彩的内容，直到很长时间后才有了电视连续剧，我现在仍记得《敌营十八年》，《凡人小事》这些火爆一时的电视剧，现在的孩子可能闻所未闻。

我家的电视早期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的邻居们看到了审判江清。我还记得江清大喊大叫又被公安带走的情景。那段时间到我家看电视的几乎都是大人，他们很激昂地谈论着，我看出他们好像很解恨的样子。审判最后一天电视解说员说两年之后再审她。我当时说了句“两年后咱家电视不坏还能看到”，还被妈妈骂了一句。因为她觉得我的话晦气，好容易买的电视被我这样诅咒会很不吉利的。

那台电视让我和我的邻居们小伙伴们耳濡目染通过它了解很多经典纪事和社会知识，诸如中国女排84年起的五连冠的辉煌，我们就有幸亲眼观看，而现今很多人都是听说而已，所以不能真正体会20年后雅典奥运会女排重新夺魁的辛酸所在。通过它我们了解了环保，了解了科教，了解了人文，了解了我们国家一步步的变迁和强盛。

所以，我到现在都对我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抱有感激之情，它象一个风烛的老人，在平实的岁月里，一点一点教会我感知社会，感知人生。

话扯得远了。在后来的几年里，山田美子有我二姐的陪伴，性格也开朗了许多。为了让她女儿也就是我二姐，更好地见识世面，她俩经常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这让我二姐成长了许多，性格不再乖戾，变得知书达理，在日本人面前充分保全了中国少年的体面。

而我二姐不管如何奔波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却从来没有对日本国有过任何的向往之心，她与生俱来的刚直不阿的品性，造就了她绝不媚外的爱国热情，这让我一生佩服。

到了后来，我二姐职高选择了旅游专业，在校期间就取得了带团导游的机会，我父亲母亲、我姥姥以及她的干妈，都经常被她带着跟团出游，一边把能孝顺、该孝顺的老人全部照顾到，一边小小年纪就开始积累起了身家。

从我上高中开始，我二姐宋玉群就已经在市中心地段开设了一个旅行社和一个国际特色特产商店，一年四季从全国和全世界各个旅游胜地往回发运紧俏特色商品，由我妈负责看店和销售。那时候我大姐宋玉莲也因工作在百货商店，利用与供应商接触的机会和渠道，隔三岔五倒弄些锅碗瓢盆；我哥宋东利工作在煤矿，时不时往家里拉回来几车好煤块、弄回来一些新的旧的矿山设备或配件，这些东西都拿到宋玉群的商店里出售。

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管是靠个人努力，还是钻了政策空子，总之我家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批。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衣食无忧的家庭条件下，我得以全心照顾高家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