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可能说那样的蠢话。我肯定不会那样小气。但我这一不白之冤没处说。

好吧，这只越活越瘦的干鸭子爱说不说，我不在乎。

她与伊万在国内待了两个月，据说打听了一下丝绸、茶叶、工艺品的出口货源，便返回了国外。后来，从她捎回的日记来看，这是她最后的一次回国。她的整个后半辈子漂泊在十几个国家，打过八九种黑工，包括当理发师、当驯狗师、做裁缝、在餐馆导客、开花店、当保姆、出租录像带等。她是否参加过一个叫“世纪之光”的疑似邪教组织，查无实证。她是否参加过哥伦比亚的一个反政府游击队，还遭遇过一次车祸，同样查无实证。“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我记得这是她多年前说过的话。

但“伊万”这个名字似乎也不是高高大山那边最后的一个，后来也消失在她的日记里，由一个代号为“d”的取而代之——到底是她的同居者，还是她的朋友，抑或她的客户或老板，不大清楚。在国外见过她三两次的大甲对d这个代号也一无所知。

d是华人无疑，也一定比她年长不少。因为照日记里的说法，他当过国民党的兵，是最后一批坐船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就算当时是童子兵，现在也该是大叔级，比小安子大十几岁吧。他曾经回忆，船离三亚港时，遭岸上的炮火猛击，差一点丢了自己的小命。不过开炮的不是共军，是国军中那些上不了船的，大概不甘心自己被遗弃，一时气不过，便调转炮口猛开了一通火。

d叔后来在南非教过好些年的油画，做过园艺，也做过生意，长期漂泊的日子里不免怀旧思乡。当时南非还施行种族隔离制度，公交车上有白人专区，设在车厢前半截，有时那里空了一片座位，有色人种也不得僭入。这一天，他照例往车后边钻，与一群黑人挤成了肉酱。不知什么时候，一位白人满脸笑容地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先生，你好，你可以到前面就座了。”

他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对方进一步解释：“先生，你难道没看今天的报纸？”

他从对方手里接过英文报纸，这才发现头版新闻标题赫然入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发现司机和其他几位白人也看着他，摆摆头，扬扬眉，示意他坐到前面去。他这才明白原子弹爆炸了，中国就是核大国了，从今以后他这张黄面孔就成了高等乘客，从今以后所有的华裔也可以让人高看一眼——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何其简明，何其坚硬，也何其势利。只是那些微笑的邀请者不明白，试爆原子弹的那个红色中国其实与他没关系，甚至是他多年来的敌人。他们还分辨不出不同的中国人。

“that'snotuntry（那不是我的国家）！”他慌慌地大喊了一句。

满车人都惊诧无比地看着他。

“你不是中国人？”有人问他。

“让我下车，下车——”

他没有上前入座，而是走下车去，离开这一个他觉得进退两难无所容身的车厢，一种他没法面对的等级选择。一张报纸在他手中抖动，说不清的泪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他既为中国人感到屈辱，也为失败的自己感到屈辱，觉得自己走在开普敦临海大道上的双腿沉重如铁，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