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要看到张显之的人头，拿到张显之的人头之后，他们就会开城投降。

叛军痛恨张显之，想要他的人头，这也比较符合当时这帮叛军的心理，可毕竟张显之毕竟是一路转运使，位高权重，所做的决策，定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况且他只是一个执行者，也不是谋划削减兵粮的人，就算是他策划了削减兵粮，也不应该要被处罚。

难道改变现状也是错的吗？

所以，杨怀敏也知道自己找不到张显之的罪证，只能采用诬告的方式，把引发兵变的所有脏水全都泼到张显之身上，这样一来，就算是整不死他，也得恶心一下他。

可杨怀敏显然是打算给张显之留活路，在密奏里面，执意要宋仁宗答应叛军的请求，将张显之斩首。

其用心之险恶，歹毒，绝非常人所能比拟。

事情总算是结束了，该杀的也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保州兵乱这笔糊涂账就此算是翻篇了。

除了张显之被降职查办以外，定州刺史王果也没有逃过处罚，被降为了密州知州。

王果算是在这场事件里面最冤的人了，自己带着人马去平乱，最后还被降职，天理何在啊？

王果有点不服，但又不得不服，因为朝廷给出他的理由，足以让他哑口无言。

在攻打保州期间，纵容手下士兵杀伤甚多，违背了朝廷想要劝降招安的初衷。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理解皇帝的心思，吃透朝廷的政策。

令人意外的是，在此次劝降的过程中，田况和李昭亮两个人并没有劝降成功，反倒是升了官。

一个被提拔为了起居舍人兼步军副都指挥使，一个则被提拔为了淮康军留后，定州知州，晋州刺史。

看看这封赏，果真是有点讽刺，没立功的反倒成了功臣。

更讽刺的还在后面，在此次平叛的过程中，什么也没干的杨怀敏居然被提拔为了通州团练使。当真是好人不好活，坏人活得好啊。

当然，宋仁宗也并非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昏君，对于在此次兵变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些义举，他还是表示了肯定。

对于拒不降贼的王守一，宋仁宗追赠了他一个成州团练使的职务，并且还录用了他的儿子王怀懿担任了西头供奉官；此外在兵变中被杀的走马承受刘宗言，则被追赠了一个左千牛卫将军，他的儿子刘景贤被提拔为了右班殿直；因为劝降有功的郭达则被提拔为了閤门祇候。

要说这封赏是否合理，我个人不好断言，只是从此次平乱的过程中，重新对宋仁宗的赏罚标准，有了新的认识。

居高位的朝廷要员，就算是寸功没有，但执行政策得力，手下办事得力，一样也能够混的风生水起。这就是投其所好，捡好听的给皇帝听，不和皇帝的政策对着干，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场资本。

当然，在这场事件之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也没有被落下，这个人就是此次兵变的领导者—韦贵。

按道理来说，韦贵是引导此次兵变的首恶，就算是诛灭九族，都不过分。

可事实上，朝廷不仅没有重罚韦贵，反而只是把他的职位降了，降为了右侍禁。

这可就太奇怪了，韦贵这个人到底是交了什么好运，居然能够免过杀身之祸？

其实一切的疑团，从韦贵的身份就可以明白了。

韦贵是刘从德的家奴，这刘从德又是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宋真宗的皇后）的侄儿，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要是细算起来的话，宋仁宗和刘从德还是平辈。

有这么牛的背景撑腰，难怪韦贵不会被处罚，即便是宋仁宗有心想要搞韦贵，这影响也不太好。

你想想，韦贵本来就是刘从德的家奴，能够混到保州都监这个位子，肯定是刘从德推举的，如今要办掉韦贵，这不是在打刘从德的脸吗？宋仁宗显然不想干这种事。

当然，这并不是宋仁宗不处罚韦贵的唯一理由，但却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之一。

当初保州兵乱的时候，韦贵其实是不想跟着一块闹事造反的，甚至在被推到造反领袖这个位子上的时候，还暗中和城外的官军通气，后来被发现之后，差点被杀掉，在韦贵百般的乞求之下，这才活了下来。

可以说，韦贵并不想引发此次叛乱，从内心出发点来说，他只是不满石待举一个人，并不想引发更大的骚乱，只是最终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他也只能顺着风潮当了几天领导，本想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平定此次动乱，却不想最终事情越闹越大。

在夹缝中苦苦求生存的韦贵只能是见风使舵，左右摇摆，最终才使得自己免于被重罚。

这不得不说，也是他的生存手段。